幼儿教育在中国 幼儿教育在中国——在高要求和“百般呵护”之间

祖孙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祖孙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 摄影:Petra Kiel

赵远虹为许多中国家庭提供幼儿教育方面的咨询。她认为,中国的儿童一方面要完成家长的高要求,一方面又受到过分的溺爱。相比之下,德国的家长则更尊重孩子。

  赵远虹女士在大学攻读日耳曼文学专业,并从事过多种职业,但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在研究中国幼儿教育。她在现代心理学的指导下,不仅对中国幼儿教育存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她坚持不懈的实践帮助了不少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在以下采访中,她讲述她了她的经验和她对一些中国家庭的帮助。

问:你是如何走上研究中国幼儿教育的道路的?

赵远虹:我在大学里学的是德语,八十年代初随丈夫到了德国,并有了一个女儿。我最初的幼儿教育启蒙老师都是我的德国邻居妈妈,最幸运的是有一对儿童心理学家夫妇,就住在我的楼下。每天我们都有大量接触,从中我感到德国父母的教育方式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从而萌生了研究幼儿教育的愿望。另外一个原因属于意外收获,就是我在伴随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顺便把自己的童年也翻箱倒柜地收拾了一番,寻找漏洞,添补空白,把不该由一个孩子承担的负担,该是谁的就还给谁,社会的、家庭的,从而让个人的自我更加完善。

问:能举些例子来说明,两国之间幼儿教育的差别吗?

赵远虹:从本质上来说,是在对孩子的尊重上有差别。比如打招呼:在中国,小孩子是否问候大人在公共场合是个很重大的问题。在德国,孩子问候与否要视他的年龄段和适应能力来要求。再比如,中国传统上对孩子大小便的自控要求是在一岁上下,而德国则视孩子的生理发育。再有一些死亡教育、性教育,当时都使我耳目一新,闻所未闻。

  另外,更多的例子表现在尊重儿童情感上,尤其是当孩子身上出现负面情绪,如恐惧、忧虑、嫉妒、愤怒。德国人首先设法安抚孩子,然后考虑是什么原因发生。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孩子不停地眨眼睛(Tic),就高声地寻问,孩子的母亲示意我不要讲。后来才知道,是孩子夜晚受到一点惊吓,所以表现出紧张反应。如果当面议论,会让孩子误认为是错误,就会更紧张了。我马上觉得国内父母常常会当着孩子的面高声议论,全然不管孩子的感受。

  正是这些经历使我对幼儿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除了阅读大量儿童心理学的书籍,还到大学学习一些有关的课程,尤其是如何通过孩子的绘画了解孩子的心理问题。

问:是中德幼儿教育的差异使你走上了研究和实践幼儿心理教育的道路,你后来回到中国以后,有了不少实践经验,能不能谈谈这几年你在这方面的工作体会?

赵远虹:最近五六年,中国的教育情况在家庭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图书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国外儿童教育书籍,其他各种教育资源也丰富很多。但是一个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的家长仍然是不自觉地要求孩子进入成年人的世界,而不是通过沟通和交流,使自己进入儿童的世界。

问: 这是非常好的总结,那你认为中国年轻的父母为什么是这样的状态呢?

赵远虹:先大致划分一下“代”吧:目前的祖父母,父母和孩子,分别跨越中国三大历史年代,生活的政治背景和经济背景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从儿童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文革出生的一代的所感受到的亲情最薄弱,因为高频率的政治运动,因为“母爱”“温情”受到批判,因为家庭一直被“集体”排斥,等等。当一切都往好的方向改变之后,父母在自己的孩子到来之后,才发现在养育孩子方面从祖父母那里没有直接的经验可借鉴。这是第一个断层。第二个断层:中国大部分家庭中,养育孩子的任务是父母和祖父母共同承担的,尤其是幼童。但年轻的父母对祖父母所经历过的革命时期了解不够,当三代人矛盾出现时,就事论事,沟通不畅。现在来找我咨询的家长存在许多这类困惑,社会和历史造成的空白,靠个人的力量又不可能填补。如何对待和消化过去留下的伤痛,很需要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来思考。要知道,“社会记忆”解释不清,家庭的错位记忆会持续影响好几代人。我经常先要求年轻的父母先去了解自己的父母,等掌握了自己成长的信息之后,就明白如何给第三代提供更健康更宽松的成长空间了。

问:除了社会需要做大量工作外,在你看来,这些父母具体需要哪些帮助呢?你可以为他们做什么?

赵远虹:现在中国社区生活取代了过去的单位生活。社区很便利母亲与外界的交往。再加上网络,妈妈俱乐部提供了巨大的资源,改善了母亲独立养育的困惑和担忧。我也定期地参加她们的聚会,有讨论也有单独咨询。我发现父母一般教育理念上都很先进很头头是道,但是具体操作层面问题多。比如不能打孩子,那么用什么方法替代?如果孩子有过多的恐惧,是亲密关系出现问题还是因为父亲出差引起?

问:说起爷爷奶奶辈,我就想起,在我住的小区,两代人管一个孩子的现象还很普遍。特别是老人简直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兴趣都给了孩子。在我们这些不懂行的人看来,孩子简直是受到百般的呵护,幸福得不得了。你的经验是什么呢?

赵远虹:老人带孩子在中国似乎是一个传统,特别是在革命非正常年代,老一辈承担了养育孩子的重要任务。但是“百般呵护”的爱并不一定科学。中国老人因为经历过贫困和饥饿,所以首先就把吃当作爱给予孩子。我们常见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追逐和强迫孩子吃饭。其实,换个角度来看,孩子被溺爱的同时也被剥夺了权利,比如被逼追吃饭就是被剥夺了孩子自己决定吃多少饭的权利。身体属于谁?是孩子还是属于祖父母?所以当所谓“小皇帝”有时也很痛苦。我遇到过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一个祖母喂孙女吃饭喂到十二岁,到后来孩子也意识到是祖母有这种心理需求,并不在意她吃饱与否。

问:中国在育儿方面有许多的传统和现代的理念,你觉得哪些是可取的和不可取的?

赵远虹:最不可取的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既不符合科学又不符合传统,却极具煽动性。我在咨询中,碰到教育有问题的父母几乎都受到这一口号的影响。孩子像是被父母扬鞭催打的小羊羔,从一个兴趣班奔向另一个兴趣班,没有玩耍时间,没有快乐,很可怜!

问:最后一个问题,你对中国儿童心理教育有什么担心和期待吗?或有什么建议吗?

赵远虹:我有两大担心,一是对城市人这个群体的担心。因为过激的职业竞争和对未来不定的心理潜在忧虑,使现在的父母对孩子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野蛮,完全没有规矩可言。更可怕的是,目前给孩子成长造成的心理上的恶劣影响还并不显现,集中爆发将是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有可能造成一定的突出的社会问题。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心理学家和教育心理学家应当有所作为,从而让社会有所警醒。

  第二个担心是针对农村地区儿童的。目前全国有五千八百万留守儿童,这些儿童的父母都在城市里打工,基本放弃了教育和与儿童共同生活的机会。孩子要不由老人代养,要不寄宿在学校,这两种形式都难以满足孩子对情感的需求,结果是出现过分的情绪焦虑、恐惧,以及暴力倾向等等。我们老说改革开放要付出代价,而中国的农民本来就属于总是“付出”的群体,现在又要有牺牲代出现很不公平。虽然目前国内具有专业知识和实际经验的儿童心理工作者十分有限,我觉得还是应当首先为农村孩子服务。

问:谢谢,你的讲述不仅让我们关注幼儿教育的现状,也是对我们个人心理状态很好的启发。祝你有更多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