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中国人为何缺乏阅读的习惯

在中国,读书首先被视为一种获得知识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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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教授王东杰不无遗憾的指出,阅读在今日的中国只是一种获取知识的工具。

  本文原载于2010年4月1日的《南方周末》。

  中国人缺乏阅读习惯,是近年常使我困惑的一个现象。我多次在国内的公共场合——长途汽车上、候机楼里,看到一些老外,背着大大的旅行包,在嘈杂的人声里捧着一本书,读得很投入。细看那些书的封面,也不是什么经典,大抵还是流行小说之类,未必算作“高雅”,可问题是,要在周围的中国人里找到一个读书或者看报的,连市民小报也算上,还真有点不容易。我想来中国旅游的老外未必个个都是向学之士,却处处看到这种景象,对比之下,令我们中国人羞愧。

  按理说,中国传统本来是很尊重文字和书本的。《淮南子》里说,“仓颉作字而天雨粟,鬼夜哭”,动静很大。许慎说,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不是简单的记录工具,而是载道之器。在民间,自明清以后,惜字会一类组织广泛建立,虽与科举这一功利性目的相关,其理论依据和经典所述仍是相通的。同样,读书这一行为也具有极重要的象征意义。苏东坡言:“人生识字忧患始。”读书人一旦建立了“士”的认同,自要超出小我,担当起“ 澄清天下”的使命。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文字在那些不识字的人们中间的影响力,也超出了近代不少学者的想象。1907年,来中国游历的俄国学生阿列克谢耶夫注意到:“在这里,人们不能忍受哪一个空余的地方没有贴上对联”。这些对联虽然“并非出自贫困家庭居民、店铺的主人或者大字不识一个的船夫之手,但他们对其表达的意思都很清楚。重要的是这些经典语录受到了这些文盲或半文盲们的喜爱。中国的文化积淀在这里表现得尤其明显”。

  不过,晚清以来很多读书人认为中国人识字率太低,导致知识无法普及,成为近代贫弱的一个主因。他们经常提到的一个对比是,日本的下女、车夫都能看书读报,所以国家才强。然而,随着教育普及的目标日渐完成,中国人的识字率空前提升,读书看报在技术上绝对不是一个问题了,阅读却仍是稀见的行为。这里只是就 “阅读”这一行为而言,尚不涉及“志于道”的层面。

  说来吊诡的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恐怕恰与现代教育的普及有关。在这种教育观念中,文字那与“道”相关的神圣性被褫夺了,而被当作一种简单的记录和沟通“工具”,“读书”也主要被视为儿童进入社会获得职业之前的知识和技能培训过程。这只要看我们老是宣传“知识改变命运”即可知。其实,知识自身未必能够改变命运;真正改变命运的是,人们读书既久而习得的一种健全的人生态度。但时下所谓“教育”,并不注重人心灵的培育,实际不过是“教学”而已。 如果读书仅仅被视为一种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手段,而不是人和“道”沟通的中介,则学生一旦毕业,自然感到修成正果,无需读书了。今日也有人提倡学校毕业后还要接受“继续教育”者,或者呼吁建立一个“学习型社会”。不过,看他们的论述,其所谓“教育”和“学习”,大抵仍是知识和技能的补充。这或者可以帮人在社会上“安身”,但绝不会帮人“立命”,而人在简单的物质生存之外,总是会遇到这个更为“抽象”的问题的。可是,学生在学校里并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毕业之后面对“异己”的社会,仍会不知所措。这类悲剧近年我们已看到太多。

  在这种教育理念指导下,应试教育愈演愈烈,进一步导致了中国人阅读兴趣的丧失。三十年前曾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格言,这些年已少有听到,但那里体现出来的取向仍在。在应试教育中,惟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书”便是教科书和习题集,其他与考试无关者,都被视作“闲书”,最好不读。近年教育部似曾向中小学生推荐过一套经典的文学作品,但据我接触到的几个例子,学校对这套书的态度似乎仍是对待功课的态度。这样,学生不但无法养成广泛阅读的习惯,且根本可能认为读书是一件枯燥无趣的事。我曾经翻过中学历史课本,倍感无聊;如果这就是“书”,我也宁可不读。

  当然也会有人说,像老外那样天天捧本流行小说,也未必就能“立命”。这倒是真的。但关键首先是要先从读书中体会到乐趣。我相信一个有着良好阅读习惯的人,对生命的理解总会比别人多一些层面,更为精细,也更为通达。即或是流行小说,有时也令读者灵光一闪。倘由此起步,再上层楼,有一天在下水道里也能被黑格尔照亮(参看《下水道工人的问与答》,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8日),自然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