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中的中国戏剧新前沿 先锋之后

2009年草台班《小社会》
2009年草台班《小社会》 | 版权: 草台班

先锋戏剧在中国有日趋主流的发展趋势。赵川在文中探讨了在先锋之后,中国戏剧将如何发展。

  前沿意味了边缘,是不同物质或形态的交接处。那里可能有固守、抵抗、出击、挫败和牺牲,也可能缓慢而胶着。前沿大约是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先锋戏剧与前卫艺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期间中国文化的前沿。进入新的世纪,先锋戏剧已发展成为赚钱的漂亮幌子,前卫艺术转称当代艺术,进入国内或国际的主流文化体制,在更大的资本市场中跌宕。先锋不再前沿,它们因为成功,已有了点庙堂的意味。变化之快,正如中国的其它发展。

  2000年以后先锋戏剧进入主流,原本的张力逐渐弥散。而在民间社会的边缘处,另一些能量开始积攒。这些主要来自国家戏剧体制之外的力量,拉起有别于主流,完全是另一种面目的戏剧旗号,从已然全面商业化的职业戏剧之外破土而出。2004年底,一位叫张笑翼的韩国民众戏剧人来到上海和北京考察,寻找合适的戏剧作品,参加2005年春天要在韩国光州举行的民众戏剧节。他最后坦言“人民艺术剧院”等官僚化或商业化的艺术机构,离他所理解的“人民”相去甚远。他邀请了北京和上海一些民间人士制作的剧目前往演出。这些戏剧边缘人士的光州之行,对日后中国戏剧中一类新的努力产生影响。上海北京一些对戏剧与社会关系抱有理想主义认识的人,此后与东亚的民众戏剧活动者形成网络。“草台班”是在光州演出的机缘上,由笔者和些年轻朋友共同组成。它在之后几年里让许多普通人踏上舞台,“逼问”自己及社会的生活方式。“草台班”试图与各种体制保持距离,特立独行,努力发展戏剧与社会间新的张力关系。他们创作的《鲁迅二零零八》和《狂人故事》等受到海内外相当的关注。

  同年夏天,广州的“木棉花开”剧团,也在港台民众剧场系统的影响和直接推动下成立。他们试图复制相关民众剧场的经验,发展社区戏剧,举办“民众戏剧研讨会”等。几年里,这些民间团体不但走进剧场,试图改造剧场,并让戏剧走出剧场。他们关注社会议题,争夺自己的表演权力,希望通过演剧这种集会形式,承担因个人主义被撩拨起而放逐的社会责任。在这些民众戏剧的影响,和与社会运动相关的一些文化观念的带动下,多年处于社会权力构造底层的农民工群体也开始介入剧场,要开口说自己的话。2008年底由打工者组织成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在北京郊区建起“新工人剧场”,并在新年来临之际举办自己的艺术节,汇演来自多个地区打工者们编演的戏剧《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等。

  同样是在2005年前后,上海出现了一处中国绝无仅有的民间戏剧活动基地“下河迷仓”。它由艺术家王景国自主创办,免费为各类边缘的戏剧活动和人士提供场地,并组织和策划相关戏剧节和电影节等。它对上海及周围地区的边缘戏剧活动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并已是这个国家非牟利戏剧文化的标竿。上海早年的先锋戏剧剧作家张献重新活跃,与青年舞者组成“组合嬲”舞团等,也与“下河迷仓”和2005年里发生的这些事密切相关。他随后不断激进地抛出概念,对主流观念进行话语袭扰,试图从理论上提升戏剧的最前沿走向。

  在这个巨变的时代,来自日常的感触和困扰,迅速通过这些新涌现的剧场活动得以反思,或碰撞出新的创造火花。在这类剧场作品中,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形象,可以直言不讳地呈现到表演中,问题可以朴素而直接地展开。“社会问题”成了这些戏剧性的重要源泉,但又不同于当下商业剧场中热衷的耍贫嘴搞笑。从“木棉花开”到“草台班”到“新工人剧场”,他们所处的城市由南到北,但其中似乎共同拥有一种现实主义精神。这是对以往虚假现实主义,和文化遭受各种强制操纵的剧烈反弹。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他们要让人们看到的,似乎都是不假包装原汁原味的社会身体。演剧的人,接近着街上的人,而不是一个特定的靠票房或拨款的“演员”阶层。他们要讨论的是戏剧或表演,有可能成为不涂脂抹粉和装腔作势的社会公共环节。以上这些或可以称之为“社会剧场”的创作和活动,在2005年至今的几年里,得到极大的突破和发展。它们是当下中国戏剧文化与社会连接碰撞,产生的最直接和真实的火花。就目前而言,这些戏剧实践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积累和深化,逐步建立自己的美学资源而不只是经济资源。尽管对于这类戏剧来讲,所有资源都还很匮乏,其中也包括制度上的宽松度。

  赵川:六十年代出生于上海,作家、戏剧工作者以及艺术批评家,为多家海内外媒体撰写文化艺术评论等。近年创立主持剧社“草台班”,致力推动民间立场戏剧,策划非牟利的戏剧演出及国内国际互动。参与编导及演出的剧场作品十多种,已在中国大陆多个城市、港台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等地演出。曾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首奖、澳洲艺术委员会创作基金,任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和台北市驻市作家等。出版小说、随笔、当代艺术史论多种书籍,近年并为纽约大学及中国美院等担任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