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与农民工一起踏上《归途列车》

《归途列车》剧照
《归途列车》剧照 | 版权:范立欣,Zeitgeist Films

纪录片电影人范立欣在专访中谈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现状,以及他对于在国家不断变化背景下的农民工生活的关注。

  范立欣开始在中国纪录片界崭露头角。他首次执导的纪录片《归途列车》(2009年)讲述了在春运期间一对农民工夫妇与其他1.3亿旅客一起踏上回乡路的故事。该片不断获得国际奖项及认可,但是直到2011年3月份才通过审查得以在中国大陆上映。

  范立欣今年35岁,他在2003年剪辑了备受赞誉的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从此成为了一位纪录片电影人。《好死不如赖活着》一片以艾滋病为题材,关注这种传染病在中国的状况,被认为是最令人感到震撼的纪录片之一,并且获得了圣丹斯电影节提名。他还参与制作了《沿江而上》,这是一部关于三峡工程的优秀纪录片。在本次采访中,范立欣讲述了他在中国拍摄纪录片的经历,以及今后的计划。

问:你是如何涉足到纪录片界的?

答:那是2002年初,我在武汉电视台做摄影记者。有一天,我的同事陈伟军,也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导演,告诉我他在拍摄一部一个村子里受到艾滋病感染人群的纪录片。那时候,这部片子已经拍摄了超过一年的时间,并且有了很多组连续镜头。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剪辑,我立刻就答应了。

  我们用了10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影片的剪辑,但完全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我们把片子寄到国内的电影展参赛,但是都没有收到回复。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之后,一位在美国之音工作的前同事建议我们去圣丹斯电影节试试看,结果片子被接受了,这简直太棒了。

  我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电影人。我父亲曾是电影放映员,后来是一间电影放映学校的校长。

问:那个时候是怎样拍摄纪录片的?

答:中国纪录片的全盛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数码摄像机的使用变得方便,并且费用低廉。

  在那之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在纪录片的全盛时代,很多国有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认为他们有责任去记录社会的巨大变迁,所以他们制作了很多有影响的纪录片。但是,这些纪录片中的大多数都没有经过加工,而且他们叙述故事的能力也比较糟糕。

  对于影片的审查也非常严。10年前艾滋病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在我们参加圣丹斯电影节后,陈伟军曾受到国家相关部门人员的约谈。

问:影片审查的过程是怎样的?

答:在大陆拍摄纪录片非常困难,因为各级政府都害怕被媒体曝光。规则通常都比较模糊。比如说,如果当局不喜欢背后支持你电影的人,这部电影就会被禁掉。如果你参加了他们不喜欢的电影节,你的电影也很可能被禁。

  不过,我觉得政府也许正在转变态度。就我而言,当局在去年和我接触,并且同意《归途列车》在中国公开上映。这有点不可思议。我认为这是因为我获得了一些国际奖项,而他们不想使自己陷入困境。同时,当局也想鼓励年轻而有才华的中国电影人去记录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

  有些人觉得与政府合作的人都会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作为一个导演,你总是能够超越极限。尽管他们允许影片公映,但是没有人告诉我能做什么。如果你足够聪明,事实上你就可以超出底线。

  如今的审查而言,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经过了几十年的政府审查之后,人们已经习惯了自我审查。这就像是迫使你跪了几十年之后,你就可能忘记了你其实能够站起来。

问:如今的纪录片行业是怎样的?

答:在大陆,纪录片仍然处于初始阶段,而且有一些扭曲。政府为纪录片投资,但是大多数资金流向了国家控制的媒体。随后他们把这些资金用在了那些极少能够改变国家现实的影片中。独立电影制作人想要获得政府资助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的作品大多数是关于当代的话题。

  与国际上的纪录片相比,这里的纪录片质量仍显得不成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资金。同样,很多导演也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缺少叙述故事的能力。因此,大家现在看到的很多中国纪录片的拍摄技术仍然较为粗糙。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好的纪录片;事实上,中国有许多令人振奋的纪录片在国内和世界上都深有影响。

问:你为什么选择了农民工作为你处女作的主题?

答:离开武汉电视台之后,我去了央视。在央视工作期间,我经常到各地旅行,发现隐藏在现代化大都市的繁华之下的,是广大农村地区令人难以想象的贫穷和苦难。我开始意识到这个国家里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建设了如今繁荣的城市,但是却不能拥有最基本的社会必需品。他们必须要忍受和亲人长期分开的痛苦。我决定拍摄一部影片去记录在国家不断变化背景下的这样一个特殊群体。

问: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答:我将继续关注农民工,尤其是农民工子女。他们想要改变自己农民工的身份,成为城市居民,但是中国的城市是否准备好或者愿意接受他们呢?

  这背后更大的问题在于城市化进程。我一直担心这些农民工二代的未来。如果城市不接受这一群体,他们愿意回农村去吗?或者说他们能够回去吗?由于缺少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加上面临着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耕地的危险,他们未来的家在何方?

  我打算花10到15年时间去记录中国农民工阶层命运的转变,探究他们对于这个国家未来的影响。

  中国就像是一列高速运行的火车,成就和问题并存。没有人能够肯定这列火车将开向何处,我们都在车上。我们能做的就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每个人只要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可以帮助这列火车在正确的轨道内行驶并且不脱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