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访谈 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盲区里

四川内江,盲人按摩师在广场为过往行人义务按摩
四川内江,盲人按摩师在广场为过往行人义务按摩 | 版权:www.icpress.cn

毕飞宇的小说《推拿》讲述了盲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毕飞宇谈到,中国社会看待盲人的态度还有待改善,就连他自己最初接触盲人时也带着一丝偏见。

  为了让德国读者也可以了解到中国媒体的观点和动态,中德文化网和《南方周末》合作,将在未来不定期地选取转载《南方周末》的文章和评论,将其全文或部分翻译成德语。2009年,中国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因此,我们选取对作家毕飞宇的采访作为此合作的开端。采访中,记者和毕飞宇主要探讨了他2008年出版的《推拿》。本文原载于2009年5月6日《南方周末》,德文版为原文的节选。

我们凝视的目光有的时候是桥梁,有的时候是高墙和阻隔

  “《推拿》是一颗种子,它埋藏在我心底有20年了。”毕飞宇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毕飞宇本来因《推拿》获得第七届华语传媒大奖的“年度小说家”,但毕飞宇不接受,结果这个奖项空缺。七卷本《毕飞宇作品集》刚由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出版。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前一天下午,毕飞宇应邀去南京一家盲人网站,通过网络与全国的盲人朋友们聊《推拿》。

  为欢迎毕飞宇,网站的盲人编辑打开了电脑的显示屏。聊天结束,毕飞宇起身告别的时候发现,他们电脑的屏幕其实是倒着的——在盲人的日常工作中,电脑的屏幕对于他们是无用的,他们完全靠特制的键盘和声音来打字。 1987年,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毕飞宇被分配到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工作。“那时候觉得我的职业和残疾人的事情捆在一块,前途黯淡,没什么大前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毕飞宇,看到自己工作的环境,精神受到巨大的打击。

  5年后,毕飞宇离开了这所学校,应聘到《南京日报》当记者。毕飞宇决定写一部关于残疾人的长篇小说是 2007年。“当时刚刚过完年,我的一个盲人朋友突然问我,‘你写小说为什么不写我们盲人?’我吓了一跳,问他,‘你们希望我写么?’朋友回答我说,当然,他们一直没有读到描写他们生活的小说。”

  从此,毕飞宇开始有意识接触社会上的盲人群体。

  一个封闭的世界由此打开。“就像徐志摩第一天戴上眼镜吓了一跳,因为他看到了漫天的星斗,他没想到天是那样的。当我决定写《推拿》的时候,我觉得我戴上了徐志摩的那副眼镜。

许多不幸都是由妄测产生的

南方周末:还记得你刚到学校当老师的状态吗?

  毕飞宇:虽然我们的学校是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但我带的学生都是健全人。他们毕业以后都要去当老师,教那些残疾学生。我当时教的是公共课,不是专业教师——他们都是从欧美培训回来的。我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没有和盲人交流,寒暑假培训班倒会有,学习定向行走的时候,整个学校的人都把眼睛蒙起来学走,师生都在模拟盲人,才能以后教他们。

  我当时带的是盲班和聋班,公共课包括文艺美学、大学语文。1982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这个学校提供资助,学校的教学设施条件是一流的,那时候就有微机房了,建筑也很漂亮,不像想象中的落差那么大了,但我感到去那所学校的时候,人生的前景很黯淡。

南方周末:《推拿》和你的这段经历有关系吗?

  毕飞宇:《推拿》与我当教师的经历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这个作品的种子不是我埋下去的,而是盲人帮我埋下去的。是他们一直在触动我,你为什么老不写这个。等我决定写这个题材的时候,觉得我的生活里有很多东西一直藏在那,我始终没有打开而已。

  2000年以后,南京的小街上开始出现盲人推拿,我家附近有个推拿中心,我写作累了或者体育锻炼结束以后,我会去推拿中心按摩一个小时,放松一下肌肉。这个店的生意不是很好,我没事的时候和他们一起玩,坐在门口和他们聊天,与他们相处得特别好。

  为什么呢?原因和我曾经是特殊学校的老师有很大关系。因为我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许许多多的盲人就是我学生的学生。这样我和盲人接触越来越多。

  2005年的时候,我一个拍纪录片的朋友,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题材,很着急,后来我给他提了一个建议,让他去拍盲人生活。他后来找到了钱去拍,拍了一些素材,但是他一直找不到纪录片的结构,想让我去和盲人聊天,他在旁边拍。我没有答应。后来我在美国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件事,我决定写《推拿》。这个长篇小说和其他小说不一样,我一点都没有想过小说的修辞问题,也没想过我要达到什么美学目的。这完全是一部没有文学野心的作品,我只想写出我看见的、了解到的、想到的他们那个封闭的世界。

南方周末: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不同?

  毕飞宇:没有孩子时,大街上看不到孩子,有了孩子发现满大街都是孩子。当我开始关注盲人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在我们的生活里无处不在。

  从他们的天性来讲,也是比较开朗健康的。可以说他们比我还开朗,要不我这个小说就不写了。每次我跟他们相处,他们给我带来的快乐远远超过我带给他们的快乐。可以说他们的乐观很让我感动。

  有人说你写的小说怎么不像盲人,我反问:你到底了解盲人么?是不是我把盲人写得很阴冷,你才觉得是盲人的小说?所以说文学作品中的预设,是很严重的,我觉得太荒谬了。坏的文化传统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把残疾人看成是不好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人与人的理解是多么难,在我的小说里面错位的东西特别多。就像张宗琪和沙复明这两个老板,他们两个都是盲人,其实他们两个根本没有矛盾,都是在猜测过程中产生的矛盾。这可以看成是盲人社会的大悲剧,也是主流社会的大悲剧。许许多多的不幸都是由妄测产生的。健全社会的人彼此不大猜测,中国人的心太深了。

南方周末:你怎么去了解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呢?

  毕飞宇:盲人靠触觉作为目光来交流,这和正常人是一样的。我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很有经验,你和盲人相处三四天,肯定和他们有肢体接触。我和他们的交流是靠说话和肢体动作,比如我们坐在一起,手会拉着手,还有各种动作,如果你不把他们同样对待,你的出发点就有问题。目光在这部小说里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在结尾也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生活在自己的盲区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局限中。我从盲人的局限确认了我们这些健全人的局限,就像我们通过眼睛交流,我们凝视的目光有的时候是桥梁,有的时候是高墙和阻隔。作为一个健全人,我借助于盲人,以《推拿》描述了一个错位的世界,在他们的命运和经历里,我看到和我们同样的遭遇。说到底,我想通过这个小说写人类之盲。

  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盲人问我苏东坡的诗,“山色空濛雨亦奇”里的“空濛”怎么讲?在这两个字面前,我的语言很无力。

不可能不涉及盲人身上的丑陋和畸形

南方周末:现在有多少盲人读过《推拿》?他们怎么看你的作品?

  毕飞宇:很多,他们依靠一种网络系统,所有网络文字在经过转换以后都会变成声音,而且他们听的速度极快,是我们健全人的几倍,那种声音只有他们能够听得懂。我没有想到的是,《推拿》在新浪网上只连载了一部分,而在盲人网络上已经有了。我将来一定会出版一本盲文版《推拿》,送给那些没有电脑靠手抚摸阅读的盲人朋友们。

  我去网络聊天的时候,发现很多盲人朋友都看完了作品。我很在意他们的感受。如果他们不确认这个作品,那对我意味着很糟糕。

  盲人自己的感受和公共经验是无关的,每个人都渴望得到身份确认,只能靠周围的别人来确认。他们在意社会是否关注他们,害怕自己被忽略,他们觉得自己的那个生活圈子是非常边缘的,特别渴望靠自己的能力进入主流社会,特别渴望主流社会能够接纳他们。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以往那些描写盲人生活的文学作品?

     毕飞宇:我考察了以往有关盲人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两个功能,第一拿盲人做一个镜子写正常人,第二拿盲人做一个象征反映社会问题或者说写出一个哲学思考的,还有些与残疾人有关系的作品把残疾人作为励志对象。

     大多数人一提起盲人就很同情,觉得他们很可怜,这是人类美好的情感。但是同情得不好却是伤害。怜悯和同情一定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情感之一,问题是你如何去表现它,这才是关键。你不能把它当成一种赏赐,成为老爷对下人的一种赏赐,那就太糟糕了,比如在电视镜头前给残疾人发红包送书包,那也不是真正的怜悯和同情。

     动笔前我曾约推拿院的十几个盲人朋友一起吃晚饭,听取他们对这部作品的建议。我说,你们以前总跟我说要我写写你们,现在我要写了。这时候有个盲人小伙子讲了一句话,他说,不涉及人性,就无法写盲人。

     直到我把《推拿》写完以后,还有一个作家很遗憾地问,为什么你的小说写完以后,一点象征意义都没有?没有正面、积极、向上的东西?我决定把残疾人当普通人写的时候,不可能不涉及盲人身上丑陋、畸形的一面。我举两例来说,一个是王大夫的流氓行径,第二个是张宗琪去嫖妓的时候,喊小姐为“爱妃”,中国底层人民的帝王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这些我都没有放弃。

     我不希望在我的小说里面只写半个盲人,这是不可以的。在写作过程中,碰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对我的情感是很大的考验,最后我还是做一个小说家该做的事情。很多人问我写作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里。以往我的小说社会意识批判的内容很多,包括前面的《平原》,许多人物的命运是被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逼到这一步的,《推拿》这部小说不存在这个意识形态批判。我写的推拿师的人生跟社会和意识形态是比较远的,我一开始的内心就温暖很多,温度高很多,我写的还是很温情的一个小说。

提供一个好社会不仅是扶他们过马路

南方周末:在这个意义上讲,《推拿》和它们有什么不一样?

     毕飞宇:我没有见到过一本真正把盲人作为描述对象的书,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那种真正切入他们内心,走入日常画面的小说,我没见过,那我就要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我想,在中国作家里,恐怕是没有人比我更加了解盲人的生活了。

     在我看来,盲人除了生理特殊,其他的和我们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盲人的生活并不是那么悲情,反而是很快乐和阳光的,是正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你千万不要觉得跟有残疾的朋友在一起,世界将会变得特别凄凉,不是这样的。他们的人生有他们的快乐和美好,唯一的问题就是因为是盲人,他们生活有些不方便。但是,无论生活有多么不方便,有多么大的障碍,他们和我们一样,渴望快乐和幸福。

南方周末:但是你的小说并没有一个温暖、幸福、圆满的结尾,而是一个悲剧。

     毕飞宇:这也是现实啊,幸福、圆满太少了。我非常渴望小说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我也非常警惕不要让结局是我安排出来的。现在的小说结尾是自然而然地来的,也是我渴望的东西。

     在国外,我看到残疾人在街上是没有人帮助的,他们在街上优哉游哉地驾驶电动车买东西。他们为什么不需要别人帮助?因为他们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整个社会都在帮助、尊重他们,这种帮助不会让他们感到别扭。你看到他们自若的神态,你觉得这个社会在关心他。但是在我们这边你会发现残疾人是很局促不安的,他会觉得只是少数人在关心他。但是残疾人又比较自尊,他觉得自己是个弱者。

     南京到处都是盲道,可是盲道会经过窨井,又没有盖子,盲道中央又有电线杆子,盲人自己也不信任盲道。所以这个社会是欠了盲人,欠了残疾人的。还有就是市民脑子里面没有这个意识。总体来讲,我们的人道主义水平还是比较低。对残疾人来说,对他们最大的帮助是提供一个好社会,而不仅是扶他们过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