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 中国诗歌走入德国公共空间

“诗意城市”活动海报
Foto: die arge lola

海报行动“诗意城市”今年夏天将中国当代诗歌带入多座德国城市。借此,中德两位文学研究者为您介绍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些发展动向。

  海报行动“诗意城市”今年夏天将中国当代诗歌带入多座德国城市。借此,中德两位文学研究者米夏埃尔•奥斯特海默博士(Dr. Michael Ostheimer)和李双志为您介绍中国当代诗歌的一些发展动向。

  关于当代诗歌有种种先入之见。当代诗歌不是寻找现实,而是逃避现实;当代诗歌缺少形式意识,而是进行玩弄语言的实验,简而言之:先前人们可以依靠一种传统的形式规范如押韵、格律、固定的诗体形式,并且可以依据一系列常见的主题如爱情、死亡和自然来阅读诗歌,今天的诗歌却失去了固定内容,让人无从把握。这些先入之见不仅仅在德国,也在中国广为传布。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多家文学馆联合起来(“文学馆联盟”),并与博世基金会携手,将当代中国诗歌以大幅海报的形式带入德语国家多个大城市。海报行动的策划人是在北京生活的中国诗人西川。按照诗歌翻译者、汉学家马尔克•赫尔曼(Marc Hermann)的说法,这位生于1963年的诗人所挑选出的来自中国诗歌的声音,都属于“后朦胧派诗歌”。这个语境下的“后朦胧派”指的是,以此为标签的这几代诗人都告别了“朦胧诗”,推行截然不同的主题,建立脱离朦胧诗的语言风格。在远离了对“朦胧诗”的讨论之后,在中国这样几代彼此迥异的诗人早已提出了全新的美学命题,并且在概念上得到了远为细致的区分,而在德语国家他们几乎还不为人知,所以不少汉学家乐于将他们认作“一代”“之后”的诗人。

  回眸:所谓的“朦胧诗”

  朦胧诗”所指的是以北岛(1949-)、顾城(1956-1993)为代表的一群诗人的作品,这群诗人在1980年左右表达了“迷惘的一代”振新进发的意愿。也即生于1949年之后的一代人在毛泽东逝世后急于摆脱被文化大革命所腐蚀的青少年或者成年早期生存状态的意愿。告别父母,告别建国一代人对专制的盲目信从,是他们诗中的常见主题之一。另一个主题则是,渴望未来的人类将设立与此前不同的、更人性的理想并为之奋斗。对过去的清算,对未来的乌托邦式设想,将两者沟通起来的是一种自信的个人,他从对集体性言说和思考的反感走向自我的内心,以一种寻求真理的坚定意志触发自己的激情。具有典范意义的例子是一首“兴许是共和国最著名的诗歌”(顾彬语),北岛的《回答》。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对于这颇带绝望口气的问题,一个自信的我回答道:“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最后,个人的苦难转化为了通向一种新人类的驿站:“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这首诗中所包含的那种为一代人的精神代言的诉求——正因为此北岛当时往往被标榜为中国的良知——早已经不能涵盖所有所谓的“朦胧诗”。顾城的诗歌往往就反对这种诉求:“最后,最后一次/我醒来/[…… ] 现在,我卸下了一切 /卸下了我的世界 /很轻,像薄纸迭成的小船/当冥海的水波 /漫上床沿/我便走了/飘向那永恒的空间”(《最后》) 。这种更偏于个人体验的对死亡的幻想体现了“朦胧诗”的另一面,即(重新)构建一个具有私人情感体验和审美体验的自由个人,对立于共和国前30年的政治化个人存在。因此,“朦胧诗”所共有的特征是对毛泽东时代文化政治律令和语言文字套话的极力否定。

  充满语言批判精神的多元化

  自8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后朦胧诗”坚定地将自己与启蒙主体的激情宣泄和他们一以贯之的反抗姿态相界别。他们对这些前辈的批评在于,在全力反抗某种思维结构时也会复制这种思维结构。为了防止自己重蹈旧辙,在80年代晚期开始,不同的诗人群体从美学上和主题上进行了彻底的创新。他们的创作在90年代又遭到了新一代诗人的深刻怀疑,并且被他们更为极端的实验所超越。这期间,在提供意义的主体受到质疑的同时,诗歌创作的表达形式一再成为讨论的焦点。这几代诗人不再关注意识形态批判,而更着重于语言批判。即使是文化批判或者社会批判现在也往往在语言修辞的层面上与诸如戏仿或者悖论的表达形态相配合。尽管这些诗人彼此有种种差异,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共同之处,即意识到诗歌创作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审美行为,这种行为单是基于其语言批判的倾向就已经拒绝了各种工具化。

  这种语言批判的潜流也完全可以借助西川为海报行动所挑选的诗歌之声来揭示。1973年在北京出生的尹丽川就以对刀这个(日常)对象的不同处理方式揭露了——历来——架构这个社会的权力结构:“书生放下了刀/成为精英/农民放下了刀/还是农民/黑手党放下了刀/他们是政客/佛举起了刀/他想出名”。整首诗所贯穿的对佛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戏仿恰恰在语言层面上突出了对一个丧失了精神-道德价值的世界的嘲弄语气。

  以海关检查为例再现充满创伤记忆的过去,再现那一种受监视和猜疑的生活,这是1954年出生于云南昆明的于坚在他的诗中所描述的。诗中的我刚要离开那个让他满头大汗、满心慌乱的海关安检,他就觉得:“一个章盖下来 打开出口 放了我/弯身重新系好鞋带 瞥见自己的影子/还在后面发着愣 似乎在犹豫/走还是不走”。这个我只是在这短短一刻还是从此长久地挣脱了过去那折磨人的阴影,当然就不得而知了。

  语言批判和社会批判怎样在一个文本织物中汇流成一种具有挑衅性的玩世不恭态度?1973年生于甘肃兰州,与尹丽川同属于90年代中期之后的先锋诗人颜峻有一首诗可作为范例。诗中的我在一连串地列举了一系列怪异乃至荒谬的要求之后说“我要求要求,禁止禁止,取消取消,嘲笑嘲笑,把那个没事就跟人掏心窝子的家伙捆起来”。虽然诗歌大体上的结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爱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垮掉派风格,但是它却通过众多悖论和有意营造的荒谬,通过在政治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摇摆不定,最终通过元语言层面的文字游戏,制造了一种既面向敌视个人的社会又面向诗歌语言本身的特有思辨。“我要求”所包含的话语行动能力逐渐消融在了这一无政府主义的词语流中。换言之,批判出场,就随即暴露了自己的无效性。这让人不禁想到近年来在欧洲讨论中国当代艺术时已经惯用的概念:“玩世现实主义”。

  当代诗歌作为不同文化间的媒介

  经过马尔克•赫尔曼和拉斐尔•凯勒(Raffael Keller)技巧娴熟而忠于原文风格的翻译而得以展出的这些诗歌,在主题上跨度如此之大,诗歌的阅读者同样也将数目众多而种类不一。他们将会被这些海报——它们完全遵循了中国大字报的传统——所吸引。活动主办者非常明智地决定,不将任何勉强归于同一类的中国当代诗歌施加给德语国家城市的漫游者们。更何况,与中国的情况类似,德语当代诗歌中也是主题多元,风格各异。爱情诗、风景诗和实验性的拟声诗歌都有一席之地,充斥专业用语的诗歌或者俳句形式写成的游记也并行不悖。不将这种多元化看做缺陷而将其理解为契机,是更聪明的做法。因为在许多民族文学中,随着文学体裁的惯例日渐消解,理解的藩篱也随之渐渐去除。因此当代诗歌似乎注定会沟通不同文化。毕竟它在最紧凑的空间里提供了审美上极为凝练的向陌生的生活现实的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