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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动自行车
两个轮子上的反革命

施皮南在回忆施皮南在上海
施皮南在回忆施皮南在上海 | 版权:老杜

2007年10月,作家布克哈德•施皮南(Burkhard Spinnen)在杭州为德语系的学生们举办了一期“创意写作”工作坊。 这一段在现代中国超大城市的短暂生活激发施皮南对自己对进步和科技之间那“老欧洲”式的态度进行一番反省。以电动车为例。

作者: 布克哈德•施皮南 (Burkhard Spinnen)

     最近我去了趟中国。我知道,这样一个消息再也不会惹起读者们发出啊!噢!的惊叹。法兰克福机场登记口旁,德国商务旅行者成群结队,他们脸上露出的更像是百无聊赖的神色已经让我打消了把自己当成马可•波罗、将游历遥远、陌生国度的念头。不,中国这个曾经长期被意识形态之墙与西方隔绝的国家早已成了“常规操作”,对下一代欧洲人来讲中国甚至会变成一道必答题。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客户,而每五个客户中就有一个生活在中国!

     但是!不管是在有七百万人口的城市杭州,还是在超大都会上海,我停留期间的最初体验都是区别和差异。尽管中国的大城市和全球其它城市越来越面目相似、难分彼此,城市中的日常生活也飞速地向西方的情况看齐——但实际上,我仍然很容易、甚至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在看似相识的表象下面感知到一种对现代科技成果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实际上,在我现在看来,我在中国的日子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去认识自己通常很随意地、或直觉化地对待现代科技化日常生活现象的态度。异国之行把自己的思想从一知半解的想当然的慵懒状态拽了出来。在长途跋涉的尽头——就如通常情况一样——竖着一面镜子。——现在是必须举一个例子的时候了!

     在中国的大城市,电动的两轮车很常见。几年前,国家的某些部门开始提倡生产电动车。主要是为了对付燃油发动机驱动的两轮车给城市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噪音和废气问题。款式上有各种样式的电动轻便摩托车,甚至有两座的小摩托车或可以载重的三轮车。它们由一个电瓶驱动,电瓶可以取下,在家用电路上充电。迄今为止,电动车至少在城市里几乎取代了自行车;它们跑的更快,功能更强,在交通拥挤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通过。另外它们也相对比较便宜,许多中国人为了自己出行方便都大致能买得起;法律上它们被视作自行车,因此不用缴税。今年产量大约在一千八百万辆,中期规划的产量是三亿五千万辆。

     我承认,我自己看到这样的交通“革命”,刚开始也很兴奋!在中国,人们把日常交通的一大部分一转手就改换成了如此环保的驱动技术——在欧洲,光是是否应该使用电动车的讨论就在以中世纪学者论辩的速度进行,技术上的实施更不用说了。想象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奔驰在上海街头,安安静静,没有废气,而在我平素很安静的明斯特,轻便摩托车突突直响,臭气熏天,还消耗日益昂贵的石油。致敬!中国,你干的更漂亮。

     但我同时也感到:我的兴奋之情还没有真正高扬起来,就被相反的考虑大打了折扣。电能——我马上对自己说——并不是从插座里出来的。成千上万的电动摩托车额外消耗的巨大电能当然也是发电厂供应的,而中国的许多发电厂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一样是用煤作燃料的。如果它们的效率和环保程度不达到最终消费者的水平,那电动车也是要冒黑烟放臭气的,只不过在别的地方。为了能够正确评价在中国进行的第一眼看去让人兴奋的两轮车革命,我应该少研究道路交通,多研究中国电厂的能效和污染数据。另外,在评估中我还得把中国煤矿的状况考虑在内。关于不时发生矿难的某些报道闪过我的脑海。

     我的怀疑开始从整个的体制向它看似最无关紧要的组成部分扩展,扩展到电动轻便摩托车本身。不久我就搞明白了,最轻便的款式,即自行车加助力摩托,从装备上讲并不安全。前轮上一个简单的机械圈闸,可能对一辆自行车来说够用了,但对一辆重的多的轻便摩托车来说则不够,尤其是当它的速度也高的多的时候。我设想了一下,德国的技检协会会对此有何看法,眼前浮现出身穿白大褂的男人们,他们一边皱眉一边摇头。

     当杭州夜幕降临的时候,我又发现了这一“进步”的另一个缺点,更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了。因为现在关乎我的性命! 实际上几乎没有一个电动摩托车司机把车灯打开。过一条马路就意味着不断地拯救自己的性命。我曾希望自己后脑勺上长上眼睛,因为那些看不见的轻便摩托车我根本就听不见。不,这可不是针对我个人,大家不过是想省电。因为灯和轮子由同一个电池供电,如果不开灯,行驶的距离自然就会加长。但这要付出怎么样的代价!我刚刚回到明斯特的家,就有一个新闻社报道,一个中国南部的城市打算禁止行驶电动轻便摩托车,因为已经因此发生了大批严重的交通事故。另外大量没有得到专业回收处理的电池也成了一个问题。我早就知道会有这种事。

     但请您不要误解我。我这里不是在写一篇关于中国大城市中两轮个人交通方式的重新改善备忘录:我只是想用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来展示一下,我的(也许还有您的)典型的“老欧洲式的”思想在面对另一种对待科技和能源问题的态度时,会如何几乎自动发出反应。就这样,我在中国经历了那么多的“异质”之外,还对自己有了更好的了解,更了解了自己对可能性中潜在的危险和可操作性的界限的意识。我觉得自己像是一种反向的殖民旅游者:他的祖先曾经极其自信地、可以说狂妄自大地来到异国,在那里到处不停地展示他们自己的、高度技术化的文明的优越性。就连我的父母,我也听见他们在六十年代、我们在意大利度假时,手遮着嘴悄悄谈论当地的“落后状况”。而今天我走在上海街头,倒对自己的落后感到有些得意。当然我对落后的理解不同:我把它称为:生态意识,对待资源负责的态度以及一个人性化的工作环境的乌托邦。

     中国教育了我,使我感觉到自己受到当今科学的标准和讨论的深刻影响——这比我自己意识到的多的多。只是 ——我头脑里的自动反应系统不是瞄准“更高、更快、更远”,而是时刻对所谓的科技成果抱有批评态度,而这种态度当然也是有科学依据的。我,如果说的通俗一点儿,在上海的高楼大厦之间发现了自己身上绿色的成分——这一点没有暗含属于某个党派的意思——就是那么自自然然,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地显现出来。

     我觉得,如果我把自己的想法推而广之到很多老欧洲人身上的话,应该不会有错。人们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在降低。在他的一首很新的歌里,赫伯特•格勒内迈尔 (Herbert Grönemeyer)很有理由地问时代精神,“当工程师是不是很有魅力”?另外,我们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成了风险预测和后果预计方面的专家。这种态度如果只是起到刹车的作用,理所当然会被当成是强迫悲观主义和习惯性牢骚受到批判。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对科学技术的万能作用的怀疑,这本身又是一个科学的成果。这个成果使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成百上千的小地方都能保持清醒的意识:即真正让我们前进的、引导我们走向正确方向的,才能叫进步。

     在中国,我看到,如果没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评判标准,文明会是什么样子。我选择了电动车这个相对“温和”的例子;还有很多别的后果严重的多的例子。但我要说的实际上并不关乎中国。而是关乎我和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