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燎宇教授专访 “文学翻译是一种杂学”

《雷曼先生》和《批评家之死》

翻译中的文字游戏如何处理?遇到其他领域的专业词汇怎么办?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黄燎宇谈自己在文学翻译方面的经验。2009年11月,他的最新译著《恋爱中的男人》即将出版。

  北京大学现任的德语系主任黄燎宇教授的译著数量虽然不多,但其作品含金量都很高:既包括“21世纪年度最佳外语小说”《雷曼先生》(2002),也包括德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饱受争议的著作《批评家之死》(2004),前者更是在2005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奖。黄燎宇的译著并非多产或许正与他执着认真的翻译态度有关,为了译稿的准确性和专业性,他走访了酒吧、派出所甚至精神病院,为的往往是把一个细小的词翻译到位。近日,黄燎宇的最近译著——马丁•瓦尔泽的《恋爱中的男人》已经完稿,将于2009年11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接受中德文化网的采访中,黄燎宇谈了自己对翻译这门艺术的理解。

  问:您认为作为一个好的翻译,除了很好地掌握两种语言,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黄燎宇:我要强调两点:第一,一般的“中文好”还不行,要喜欢文字,对文字有感情,而且平时自己写作的时候就喜欢推敲、咬文嚼字,最好自己也是小说家,能用中文写出像样的文章。现在有很多译者,翻译了很多东西,自己却没有用中文写过一篇东西,我们就可以假定这种人对文学没有感觉。也就是说,所谓中文好得有一点文学细胞;第二,文学翻译还应该对文学有研究,文学是一门艺术,艺术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创造性、原创性,每个作家都是不一样的,要传达出作家的特色,需要译者有艺术敏感力,和对一个作家深入的研究。如果不研究的话很多含意是看不出来的,尤其大作家更是如此。

  问:在翻译的时候,您与作者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的差距,作为译者您怎样能去体会作者当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

  黄燎宇:在翻译任何一本书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严格讲就是,不是译者本人喜欢它如何,而是如何进入作者的语境。如果我翻译一本书,我会找一些相关的文献来看,比如我翻瓦尔泽的《批评家之死》,里面的语言我非常熟悉,因为我也研究赖希-拉尼茨基。但现在我译的这本《恋爱中的男人》,写的是歌德74岁时在玛丽亚温泉市爱上一个19岁的小女孩,翻译的时候我查阅了许多魏玛时期的历史、以及相关的书籍,以求进入它的语境。

  问:外国作品面对中国读者时,里面一些文化背景知识空缺您如何处理?

  黄燎宇:这种情况比比皆是,需要使用翻译技巧。作为译者首先要意识到这种差异,意识到中国读者在读到这里的时候会有思想盲区。处理方法有两种,最妙的办法就是在文本本身体现,在文本里面把读者往这边引,另外一个笨办法就是加注。比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魔山》里面一个很精彩的场面:士兵约阿希姆(Joachim)死了,大家都很悲伤,里面有一个特别讨厌的女人施特尔女士(Frau Stöhr)使劲哭,她说“Er ist ein Held, er ist ein Held, spielen Sie bitte…”本来是想说Eroica,但是她说成了Erotika。这是一个绝妙的文字游戏,对翻译来说就是巨大的挑战。文字游戏原则上是不可翻的,这里还藏有丰富的内涵,它揭示了施特尔女士总是无知无识说错话,更重要的是它还揭露她肮脏的下意识,托马斯•曼是故意这样写的,他利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即口误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暴露下意识——通过这个错误你能知道她在想什么。对于这样一个绝妙的文字游戏,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或者只是在脚注中说,“英雄交响曲本应是Eroica,被她说成Erotika,说明这个人没有文化”。我们应该在脚注中指出这个口误的深层涵义,同时也要看看它可翻不可翻。这个文字游戏恰恰可以翻,因为这里有一个巧合,“英雄”有一个“雄”字,改一个字就可以变成“雌雄交响曲”。

  问:您也翻译过尼采的《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等作品,翻译学术作品和文学作品有哪些不同?

  黄燎宇:这中间有相通的地方,也肯定有不同。文学翻译也是一种杂学,这里面有很多学问。一般人认为文学语言就是一种精致的、抒情的语言,但其实很多现代文学的作者自己本身就是某一领域的学者,文学是一种跨界话语,意思就是说任何领域的语言它都可以用进来。简而言之,文学里面天然就包含很多科学学术内容,比如《朗读者》的作者是法学家,里面就涉及一些法学术语,翻译这本书就得请教搞法学的人;《雷曼先生》的作者是摇滚乐手,里面有的词我当时就请教了中国交响乐团。除了请教术语和概念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出来的话要像行话。比如《魔山》里面搞招魂术试验那一幕:有一个女孩号称有特异功能,可以让死去的人出现在人们眼前。其中一场试验由疗养院的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主持。试验开始之前他带着女助手对女孩进行搜身,搜完之后宣布“Vorkontrolle negativ”。这里是模仿在医院检查,就是表明一切正常,什么都没有,这里故意用这个术语表现它的“科学性”,叫做“预检结果呈阴性”,这样听起来就非常专业。小说使用科学术语是为了讽刺和揭露克罗科夫斯基的伪科学面目。谁都去过医院,都验过血,都知道“阴性”、“阳性”。但如果你不知道作者的意图,你在翻译的时候就不会想到使用医学术语。

  问:文学作品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黄燎宇:应该说是双向的。有时候是他们来找我,有时候是我找他们。翻译《雷曼先生》,就是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推出一个新的项目“外国年度最佳小说”, 每年每个语种选一本最佳小说。德语的第一本,选的就是《雷曼先生》。他们想借此宣传德国的当代文学,因为中国人以前对德国文学的了解就是歌德、席勒、海涅、托马斯•曼。他们的委员会讨论谁翻译合适,根据我的气质,觉得我翻合适,就来问我。我看了第一章,感觉可以,所以就答应翻了。而这次,我刚刚完成的马丁•瓦尔泽的《恋爱中的男人》就是我向他们推荐的,我看了这个小说觉得很棒,然后他们也接受了,就把版权买过来。

  黄燎宇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