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山寨” 杂谈可能的和不应该的复制

重庆的山寨“世博中国馆”,
摄影:钟桂林,版权:东方IC

近年来,“山寨”产品泛滥,盗版现象也屡禁不止,这些“复制”行为能怎样从哲学、历史和制度建构层面来解读?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歌博士畅谈了她的想法。

  舶来的道德感

  五、六年前,在柏林动物园附近一家电影院,我看到一张打击盗版的海报,公布了盗版者的大头照,大都是表情窘迫的年轻人。此举惩戒盗版,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我国人和欧美人对盗版的态度相去甚远。一个朋友写的小说屡被盗版,她也发发牢骚,说损失不少版税,但言语间并无多大愤慨,“窃书不算偷”,且盗版是畅销的风向标。国人知道盗版违法,但是对于无直接利益的人而言,版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还属知识,而非常识。知识产权是移植来的,外在法律可以舶来,但要内化成道德感要滞后许多。

  近几年来,中国官方顶着国际舆论压力,打击盗版侵权,百姓的版权意识虽然在增强,但依旧有人觉得事不关己,也有更为激烈的言辞,称“道版”有理。我不免想探明究竟,什么使这件“正当”不过的事在中国遭遇如此迥异的态度?

  从仿制到复制

  版权是一种人类制度,复制本身没有任何道德性。

  环顾周边,很难找到什么东西不是复制品的。浏览网络,几乎毫无意识,轻击鼠标已完成了一次复制。每晚万家灯火、荧光屏、液晶屏复眼一般闪烁。媒体社会、媒体政治的依赖的永动机似的能量就是复制。

  复制的愿望亘古就有,而复制是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可能的。从铜铸、石刻、印刷术、摄影、电影,直至如今进入寻常百姓家的数码设备,复制品越来越唾手可得。复制品没有技艺和道德上的羞怯感,可跟原件置换,欢庆大同。机械复制时代,原件渐渐蜕变成靠复制品增值的乡愁。而数码产品中,原件彻底消失了,只是无数0和1构成的无尽的信息串。人远远没有止步于复制对象,在成功地克隆了青蛙、金鱼、羊、人体器官等之后,还打算克隆人,复制“上帝粒子”。

  复制技术不可扭转地改变了知识,改变了我们的感知与交往。回想最初的照片、第一部电影,影像乱真,曾令人彻骨诧异:怀疑躲在方盒子幕布后面的摄影师施法摄人魂魄;看到幽灵般驶到面前的火车影像而骇得跌倒,惊呼“吾命休矣”!发展到今天,3D电影、虚空间虽方兴未艾,但习以为常。不论复制得如何“真实不虚”,复制的廉价与便捷弱化了人的敏感。人们见多识广,挑剔但心不在焉,渐渐丧失领悟灵性的耐性与沉静。

  复制摆脱了“物以稀为贵”的商业原则,而是越复制,越增值。成倍增加的备份没有导致质量的平民化,质量的关键不在于物的质量,而在于人对于它的想象和欲望。“关注”正日益成为最大的消费。波德里亚称(Baudrillard)消费是抽象的参与过程,消费者“为阶级象征来进行的一种文化活动”。中国的消费主义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大众希望用消费奢侈摆脱“大众”的标签,这是复制的悖谬。

  盗版的普罗米修斯们

  为什么要限制复制?复制的力量太强大了,像病毒、瘟疫一样蔓延。生产中的复制带来利益,传播中的复制左右权力。 在中国,印刷的灵感来自印章和拓碑,从起源上就与朝野权力(印玺和碑)息息相关。仅从经济利益谈论盗版是非常偏颇的。本雅明说,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的膜拜价值渐渐丧失,艺术品的基础不再是宗教仪式,而是政治事件。若再引申一步,当今世俗化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政治同样被淡化,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被混为一谈,所有问题都被有意无意地统统转化成经济范畴,或是在经济利益基础上附会一些价值。

  复制和金钱一样客观中性,可以辅助任何力量。相互推进或博弈的历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借助印刷来传播。

  强力政府希望存在一个唯一正确的言论,来监护无法明辨是非的臣民。文字狱和焚书是最为极端的方式。秦始皇焚书坑儒,罗马皇帝烧基督教的书,基督教烧异教徒的书,晚些希特勒焚书,中国文革期间也烧书,古今中外不一而足。审查制度以行政手段禁止复制转播,能长期执行,甚至可以内化为内在审查,可以有效地扼杀创造力,激发乡愿、委婉和反讽的能力。

  17-19世纪,荷兰出版政策相对宽松,成为欧洲的出版天堂,很多被斥为异端的思想者在那里寻求庇护。启蒙者如同窃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带着“偷盗”之名,庆幸的是,他们提出的异端今天已部分成为常识。审查制度猖獗的时候,不合法的复制——盗版——成了自由思想勉为其难的生存夹缝,滋养了公民社会。

  欧洲的18世纪被称作启蒙的世纪,光的世纪,这多少要归功于出版业的兴盛,甚至是铤而走险的盗版。而新闻传媒脱离附庸的地位,成长为西方意义上的僧侣、贵族、第三等级之外的公共力量,要晚得多,而它随时可能再次滑回附庸的角色,因为大政府会随时以审查等手段销蚀自由而不带偏见地传播消息的公器。只有有了公共空间,人们才能相互启蒙,才能实践康德所说的“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公民才能负责任地据理力争,据理必然服理,且心悦诚服。没有它,思想不过是私己的高见,人们咬牙切齿地咒骂八竿子打不着的帝王将相、贪官污吏,一边因信息不透明无端揣测,以讹传讹。蒙昧最能滋生暴民,暴民复制暴君的逻辑。

  作者的权威

   “盗版”就是违法复制,在西语中被冠名为“海盗”、“偷盗”等,那么盗版者到底偷了什么呢?

  知识产权的最初提出富于想象力和洞见:人们有权利从科学、文学和艺术创作中获得精神和物质利益。知识产权扩展了所有权的外延,使脑力劳动得到承认,虽然它保障的依然是精神的产品——物质。

  创作与利益相连,作品被商品化已成常规。而哪个作者的最初写作动力是版税?哪个艺术家的最初创作动力是销售?更多的还是“不平则鸣”吧。福柯把说话和写作看作“神圣”与“凡俗”,“许可”与“禁令”,“宗教”与“渎神”两极之间的行为,是危险的“僭越”行为,而现代的著作权把作品变成了可以受益的产品。而实际上真正能靠版税为生的作家寥寥无几,市场发达了,才有了所谓自由作家和自由艺术家。

  作者在西语词源上意味自主和权威,仿佛作者有通往真理的捷径,而这个权威并非自古就有。中外历史上众多佚名之作没有妨碍我们享用佳作,古代文学多作者不详,荷马那样的游吟诗人未必是撰写者。作者是现代社会建构的,与对个体价值的发现有关。

  中国文化不强调作者的权威。国人称人才多是学而知之,求而得之;天才如同神助,巧夺天工,自自然然。陆游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类似古希腊人的“灵魂附体说”(poeta vates)。古代人们不自居为“创造者”,而把自己虚心还原为“无”,在活泼的“道”中汲取灵气。

  引用、仿制也无伤大雅,不会被责剽窃。过去收藏是风雅之事,哪里是商业操作。不识丹青,何必强附?大藏家不小心买了赝品,大都三缄其口,自认倒霉,怕背上“不识货”的败名。此外,学习绘画、书法都少不了临摹。学习间架,应于手,再熏陶意境,得于心。不少临摹也成为旷世之作,如冯承素、褚遂良和欧阳询所临摹的《兰亭序》。当然也有批评,徐悲鸿称中国绘画中的临摹习画是八股做法,导致食古不化,败坏了中国画的创造力。

  资源共享与私利之间

  文人大都希望呕心之作能成公器,泽被天下,商贾则不同,从古以来如此。《庄子》逍遥游中记,一宋人(蠢人的代名词)将 “不龟手之药”的秘方卖给一外乡人,此人借此方发了战争财。出售专利在古代并不普遍,许多技艺不是家传秘方,就是皇家垄断。精英大都学而优则仕,农工商业无法集纳人才,也无法将经验技术转化为科技理论。因此中国科技史上出现不少重复发明,也有很多家传偏方奇技失传。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世界,却没有领先欧洲进入工业革命,近现代以来鲜有科技贡献,制度缺失难辞其咎。

  现代欧洲知识产权制度是在有300余年历史的《安娜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构起一系列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国际公约等法规制度,使生产摆脱了“商业机密”的模式。专利一方面保护专属利益,一方面公开技术,大大促进了知识共享,而后者才是最初颁布法律的初衷,前者是策略。专利制度对英国和欧洲的工业化功不可没。

  不少中国人觉得盗版无可厚非,说到底是因为没有充分理解知识产权所能带来的利益,也没有真正对知识怀有敬畏之心,总是差不多就行了,不知这差不多之间相去千里。中国拥有核心专利技术的企业寥寥,与欧美国家不可同日而语,这样就难逃低廉加工厂的命运。美加等国大型超市标价15美元的皮带,在中国的出厂价是80多美分,工厂还顶着劳动条件差、工资低、污染环境、抢了发达国家就业的骂名。尽管这样,由于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等因素,海外订单锐减,或转向越南、印度的更低报价。很多企业主没有寻思科技含量高,更承担社会责任的投资,进行结构调整,而是转行:曾有不少广州的皮革老板转行到山西等地当起煤老板,或是搞起房地产。

  中国企业成功包含太多要素:技术专利、设计、品牌、管理和营销不算,还要支付相当的腐败成本。有的企业高额购进专利,只知坐享其成,不求在此基础上革新技术,那么就只能不断地交学费。知识转化成生产不是单向的,需要对科研和基础研究给予持久的投入。最新技术常常遭受剽窃的厄运,很多高新技术是业界大量投资研发出的产品,如此大的输入,若被外人——甚至是竞争对手——毫不费力地窃取,确实不公。建立制度保障创新,理所当然。但是保护是为了激励创新,而非保障私利,若是导致知识的封闭和垄断,就会转化成不公平、非正义。当包括专利的知识产权制度从民族国家进入国际层面,公器和私利常常出现置换。“利益”成为初衷,而“共享”原则退为策略。在这个意义上,知识技术如何被合理的复制和转播,不仅仅是工业利益或者道德问题,它涉及到整个世界的资源分配。

  近年来,国内新生了一种赖皮式的“山寨”现象,蹩脚地仿制名牌和高科技产品,堂而皇之。它既愤怒,又嬉戏;既盲从时尚,又具有文化自主性;既缺乏创造力,又充满勇气;既世界,又民间……但我总有一种悲哀。日本人也曾被批评缺乏独创,模仿西方,但是日本人知道保存自己文化中的一丝不苟而唯美,而我担心,劣质的山寨产品笨拙扮演戏讽的小丑,充其量具有文化价值。其粗糙磨损了创造的冲动,浸泡在小面额的钞票中,连“山寨”最初的反抗基因都渐渐丧失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