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朱莉•泽(Juli Zeh) “每个人都有嫌疑”

作家兼法学家朱莉•泽
作家兼法学家朱莉•泽 | 摄影:David Finck

在2009 年,作家兼法学家朱莉•泽和作家伊利亚•特罗亚诺夫(Ilija Trojanow)共同出版了《对自由的侵犯——疯狂地热衷国家安全,监控社会,减少公民权》一书。书中主要对现代国家对公民公共和私人生活的调查、监控 和监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强烈的批评。

  岳恒(Jochen Noth)代表中德文化网对朱莉•泽进行了访问并提出以下问题:为什么她认为这种公共安全措施是对自由的侵犯?这些措施又会对在城市中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作家朱莉•泽曾于2006年应德国文学在线litrix.de的邀请访问中国。

问:在过去几十年中,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特别是工业国家,强化了对公共和私人生活的监控。常见的手段是使用摄像头监视,对网络的监控,对生物识别数据的收集等等。政府认为,这些措施能使公民免受犯罪行为及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有利于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大型互联网公司也表示,对用户个人资料的收集是有利无害的,这样做能让大众享受更大的自由和无边界的沟通。在您与伊利亚•特罗亚诺夫合著的《对自由的攻击——疯狂地热衷国家安全,监控社会,减少公民权》一书中,您恰恰与他们声称的论调相反,认为这些所谓安全措施其实对公民权和人权造成了严重的侵犯,您为什么持有这种看法呢?

答:政府对公民的监控实际上总带着点儿“欺骗性”。在独裁政权统治的国家,对公民的监控是为了对他们实施恐吓、控制、检查,好随时随地根据需要拿出反对他们的证据。而在民主国家,他们突然声称对公民的监控其实是对公民有利无害的。监控为什么在民主国家就应该是件好事呢?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各项监控措施,就很容易看到,几乎每项措施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说是在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是为了打击犯罪,可是,不管是统计数据还是具体案例都显示出,犯罪率并没有由于摄像头的监控而下降,充其量只是让罪犯改变作案的地点罢了。推行生物识别护照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免受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威胁,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使用自杀式人体炸弹的恐怖分子会费时费事地去伪造一个护照。对公共场所强化监控实际上只起到限制公民自由的作用。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会通过这种没有限制的控制获得无比大的权力,这是对公民权的侵犯。

问:依您之见,政治和经济权力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日益增加的监控是如何影响城市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甚至个人或家庭生活的?

答:感觉时刻被他人观察着是一种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同时也影响社会生活以及社会的自我定义。这其中隐含了如下的心态:每个人都有嫌疑,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罪犯,我们随时处在巨大危险的威胁下。除此之外,政治、媒体和商业机构还用各种花言巧语,并通过可怕的场面给人们制造一种恐惧心理,使这些监控措施具有了合法性。由此就产生了一个人人都变得缩手缩脚,谨小慎微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同一化具有最高的价值:“我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我不会与众不同,所以我也就很安全。”可是这样会阻碍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扼杀人们的创造力和思想的自由发展。这指的不仅是城市,但特别是指城市,因为城市是监视系统安装最密集的地方。

问:公共场所到处安装的摄像头标明了城市地区遭到监控。除了这些摄像头,所谓的监控或者说安全措施,以您所见,也影响了城市规划、住房格局、经济布局、交通规划等其他方面吗?

答:监控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与整个社会中人的心态产生的变化相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安全是比自由更重要的东西。”这种心态不止催生了摄像头的安装,还有比如社区“封闭系统”的推广和“净化整个街区”的企图。劝说人们要有一种过分的安全和秩序需求,从而使一种充满禁令和“优胜劣汰”的文化变得合理。例如:某些街区只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人进入;年轻人想在露天市场上喝杯啤酒,会被赶走; 狗狗外出必须带牵引绳; 禁止吸烟;在地铁车厢内禁止吃东西;玩耍的孩子不允许吵闹;谁要是把一张粘了口香糖的纸扔到街上,就会遭受重犯的待遇。特别是在英国,但在德国也有类似的倾向:监控系统并不用于威慑“恐怖分子”,而用于对付所谓的“反社会行为”。这就意味着,城市变成了“监控区域”。在这里,人们必须毫不间断地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使自己成为遵守社会规则的人。这种生活是与自由的生活方式完全背道而驰的。

问:那么,根据您对监控社会的批评,您认为对城市规划和城市生活的设想应该提出哪些要求呢?公民又可以怎样参与到其中呢?

答:一个城市必须要有公共场所。城市不“属于”国家或者市政当局,而属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城里的人通常没有完全属于他们的地皮或者私家花园,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可以自由自在能放松的地方。他们必须坚持这样的观念:城市在某种程度是所有公民共有的“私人财产”。在城里应该有自由的空间,让人们在享受阳光的时候,不会有警察过来打扰,说他们是在破坏城市形象。生活在城市的人们不应该允许属于自己的城市被夺走。

问:您如何预测对城市里的生活的监控在未来的发展趋势?

答:坦率地说,我的预测是比较悲观的。在欧洲,人们似乎毫无反抗地接受了近年来对监控的强化。有些人甚至觉得被摄像头照得通体透亮很好,有些人顺从地接受并自我安慰道:“反正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这样的想法其实都是在自欺欺人。首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其次,这件事的关键是:每个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并可以在其中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不是去鼓吹无政府主义,而是符合对人的理解:从原则上来看人不能被视为是一种对自己族类或者对他人的潜在危险因素,因为这不符合民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