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媒体 国家、恐惧与自由

欧仁•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的《自由引导人民》局部
欧仁•德拉克罗瓦(Eugene Delacroix)的《自由引导人民》局部 | 版权:picture-alliance / akg-images

汉学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在他的新书里描述了,为何西方的自由理念,对中国传承下来的对秩序的理解来说,是一种挑战。

  中国的经济力量给西方世界留下深刻印象。然而,面对来自本国公民的批评,中国政府仍然采取压制的手段,这一事实也激起了全世界的抗议。反之,对于中国传承下来的对秩序的理解来说,西方的自由理念看起来是一种挑战。为什么是这样,汉学家施寒微(Helwig Schmidt-Glintzer)在他的新书里对此做了描述。

  《中国对自由的恐惧》是施寒微最近出版的一本书的名字。施寒微不仅是汉学家和沃尔芬比特尔市著名的奥古斯特公爵图书馆馆长,多年以来,他还主要从事汉传佛教的研究工作。这使得他更有能力将现代中国的发展状况放在一个多层次的历史背景中去考量。由于施寒微对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传统和行文传统都有深广的学识,较之过去几年在德国图书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受到高度赞誉的中国畅销书,他的分析无疑要详尽许多倍,也更切合实际。当然,同每一本认真讨论中国的过去和现状的书一样,施寒微的论点也引起了辩论,有些论点甚至遭到了反驳。光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在此扼要地介绍一下这本书。

 “自由”这一概念

  作者的出发点是:中国对自由怀有恐惧。这意味着:对全球化条件下所展开的新的活动空间的恐惧。那是对现代化所带来的风险的恐惧,是对中国国内不同地区或民族要求独立从而使其大一统国家瓦解的恐惧,是对突然出现的事件、混乱和动乱(社会和政治)的恐惧。根据施寒微的阐释,这些恐惧有着不同来源:源自于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对秩序与混乱的理念,源自于中华帝国在19世纪遭受过的痛苦历史经验,那时,曾经的“中央帝国”不得不以屈辱的方式接受当时的几大西方强权和日本强权的条件。所以,正如施寒微所说,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强调,国家不受外来势力干涉之独立主权比单个公民对自由的愿望更重要。

  根据施寒微的观点,这就是中国与西方对自由之理念甚有差别的首要原因。如果说,欧洲的法律传统所围绕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公民不受国家的肆意干涉和专制,那么在中国,国家权力重视更多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必须强盛,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个人自由要受到限制。”施寒微这样写道。

国家与人民

  对作者来说,那种不仅是中共领导层才有的对自由和自治的根深蒂固的恐惧,以及其时常表现出来的的惊慌过激的反应,二者是同一悖论的表征:国家独裁的权力表演所展示的实质上是其弱点,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弱点。在中国传统上,个人和国家二者是联系在一个宇宙关联上,也就是说,政治领导层历来就对几乎所有的一切负有全盘责任:无论是自然灾害也好,还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也好,还是为人民谋求幸福感也好。如此,显而易见,这个“对一切负有全盘责任”的国家便总是不堪重负,这样一来,它必会惧怕那在古代中国的封建王朝所经常发生的事情:即 “天子”被推翻,在民众中间失去统治的合法权,直到最后使用暴力将其朝代推翻。施寒微认为,由于在中国缺乏有制度的权力更替程序,每一次的权力更换便意味着暴力革命和天下大乱的威胁。在施寒微看来,对中国领导层来说,有足够多的理由使他们以不信任的态度面对诸如中国少数民族的自治以及真正意义上参政的诉求,有足够多的理由使他们把泛泛的批评感觉为是基本的威胁。

展望

   一方面,政界高层恐惧重重,另一方面,它致力于最大可能地、无一缺漏地控制社会生活的诸多范畴,在施寒微看来,两者都和同一个事实有关,即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还从未成功地实现过社会与政治的结合。仍然缺乏一个现代化的、公民性的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应当独立、自由,它应当可以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石,而对这个国家来说,对其权力的限制并不应当等同于是对它的威胁。施寒微也从他的历史分析中得出一些结论,他说,中国应当寻找自己的道路,以经受得起各个群体的新生活方案与传统价值之间的张力。国家精英则应当从理该为民众负责一切的要求中脱身出来。(中国)特别缺少“承受异议“的机构和结构。这里作者指的显然是,例如建立一个独立的、不受国家干涉地处理公民上诉的法制体系。

  与此同时,施寒微还建议,应对中国最近一些年的历史进行一次自由公开的讨论。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先决条件,即政治领导层会自愿放弃它的垄断权,而它究竟会不会这样做,作者也表示怀疑。不管怎样,他期待,“中国民众的自由活动空间会扩大。”显而易见,这一期望早已不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就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来说,已变得十分重要。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应该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