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媒体 中国人眼中的柏林墙倒塌事件

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日当天的国会前,中间为联邦总理科尔
199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日当天的国会前,中间为联邦总理科尔 | 版权:Bundesregierung,摄影:Christian Stutterheim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李维博士记录和分析中国政府对于“东欧巨变”和两德统一的反应。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了。这个事件标志着东西两大阵营对峙的结束,标志着战后德国分裂历史的终结。在万里之遥的东方,中国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中国政府对整个事件的看法,经历了由“东欧剧变”到“两德统一”的迅速转变。

   “东欧剧变”是中国官方媒体的用语,从字面上看,指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发生了巨大、剧烈的变化。这是一种比较含蓄、间接的提法,实际上是指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柏林墙的倒塌是“东欧剧变”中的重要事件,对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这一事件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敏感性,它与中国国内的政局密切相关。

  1989年,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极不平静的一年。1月,捷克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5月,保加利亚开放边境,大批穆斯林移居土耳其。6月,团结工会在波兰的自由选举中获胜。8月、10月,捷克再次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11月,柏林墙倒塌。12月,罗马尼亚发生骚乱,外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秘密处决。到1990年夏,波、捷、匈、保、德、罗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同样,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中国也出现了政治动荡,以北京为中心,中国的多个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大批学生、工人、市民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惩治腐败,要求更多的民主和人权。在北京,示威人群长时间占据天安门广场,并在那里竖起“自由女神像”。最后,政府派军队进城,于6月4日结束了这场“旨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暴乱”。在中国政府看来,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遇到了政治危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正处在低潮”。而柏林墙的倒塌无疑对加重这种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政府认为,中国与东德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拥有相同的社会制度。从共同的意识形态及中国国内政治的需要出发,中国对东德的统一社会党政府采取了理解、同情的立场。中国政府不愿意看到东德社会主义政权垮台。

  中国和民主德国两国拥有长期的外交关系。1949年,中国共产党统一了中国大陆,并于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7日,民主德国建立。同月27日,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60年代,由于东德领导人乌布里希执行紧跟赫鲁晓夫的政策,中德两国关系一度疏远。80年代,外交关系恢复正常。1986年,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访华,1987年,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兼国家总理的赵紫阳访问了民主德国。“六四”事件后,东德政府表示支持北京镇压暴乱的有力措施。1989年10月初,国家副总理姚依林率党政代表团赴东德,参加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的庆典,双方肯定了彼此4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到1989年11月中旬之前,两国政治、文化交往频繁,一切如常。中国的官方媒体一如既往地介绍着东德的社会生活。如8月下旬报道了,民主德国记者协会在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组织“义卖”活动,这一天被称作“声援日”,所得收入用来支援发展中国家。而文化交往更是显示了两国内政的平稳,关系的祥和。如9月初,北京饭店派出高级厨师和服务员,在东柏林开办了“北京餐厅”。为庆祝中国与民主德国建交40周年,东柏林市政府在9月7日-25日举办了“北京周”活动。为庆祝民德建立40周年,10月初,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民德电影周。即便是在柏林墙倒塌后的11月13日,民德人民军歌舞团还来华进行了演出。

  中国政府没有料到,东德的形势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柏林墙会在一夜之间迅速倒塌。11月9日,民德政府决定,民德公民可以直接通过边境,到联邦德国旅游。中国的官方媒体给与了报道,中方看到:两德边境、东西柏林之间的各个哨卡以及东德各地警察局都挤满了办理出境手续的东德公民。大批人驾车或徒步通过边境,西柏林的大街小巷变得拥挤不堪。据初步统计,到达西柏林的人数已有几万人。1989年11月17日,当时在巴西访问的国家总理李鹏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有关民主德国和东欧其他国家当前形势的问题时,李鹏说,最近东欧一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包括民主德国在内,发生了一些“惊人的”变化。在这里“惊人”不仅指事情发展速度之快,而且还指事件本身的严重性。

  对中国政府来说,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东德的社会主义政权遇到了严重的危机,但并不意味着政权已经或者将要解体。中国政府希望东德能够度过这场危机,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如果东德的社会主义政权能够不倒,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国际上就会得到更多的支持,对抗来自西方的压力。在中国的领导人看来,中国和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面临着共同的危险,政权有被外部势力颠覆的可能。6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讲话。他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个“大气候”指的就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颠覆。9月9日,李鹏在会见外宾时说:“中国既要同西方交往,又要警惕外来颠覆。”10月初,东德领导人在接见中国党政代表团时说,缓和虽然不可逆转,但帝国主义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正在掀起一场反对社会主义的攻势,民主德国首当其冲。东德还重申了对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的理解和支持,中方也表示理解东德当前的困难。“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面临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东德的支持对于缓解这种压力是具有帮助作用的。

  对中国来说,东德政权存在的意义不仅限于国际声援方面。如果东德政府能够通过改革挽救社会主义,这将使更多的中国人相信,邓小平在中国实行的政策是正确的,而这无疑有助于维护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自1949年建国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一直受到极左政策的影响。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极左的路线达到了高潮。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1978年,中国结束了极左的政策,开始执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变化。老百姓吃饱饭了,“碗里有肉了”,同时,中国的老百姓看到了外部的世界,看到了和西方发达国家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差距。邓小平的政策可以概括为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1989年的“六四”事件后,又增加了一条,叫做决不允许动乱,稳定压倒一切。

  以邓小平的三项政策为出发点,中国的官方媒体对东德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进行了“正面”的报道。第一,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11月初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克伦茨的讲话。他指出,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前途不容置疑,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作用不容低估。德国统一社会党有能力找到解决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最佳方案。民德各社会领域开始的转折,决不是背离社会主义,而是加强社会主义。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中方一方面报道东德人涌入西德,另一方面还报道,德国统一社会党强调坚持马列主义的世界观。12月初,统一社会党党中央宣布全体辞职,成立了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表示,要认真筹备党的特别代表大会,让它能够在德国建设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总之,中国通过这些报道说明,即便柏林墙已经倒塌,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不容讨论,民主德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不会动摇。第二,在改革的问题上,中方报道突出了统一社会党对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的认识。统一社会党一再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改革不是为了少搞社会主义,而是更多更好地搞社会主义。并强调,改革是必要而又迫切的,但改革不能破坏国家的稳定。第三,在不许动乱的问题上,中方报道的主题是,民德政府绝不允许动乱的发生。1989年12月,在德累斯顿、罗斯托克等地,一些单位被占,受冲击,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莫德罗呼吁,民主德国决不允许出现任何无法纪的状况,必须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必须把武器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不允许冲击国家的重要部门。这些报道对于加强中国国内的“反西方和平演变”的宣传、稳定中国的社会局面、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着重要作用的。

  虽然中国政府认识到,东德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稳定国内的政治有积极意义,但是在外交政策领域,中国恪守“不干涉”的原则。在柏林墙倒塌一周后,中国总理李鹏说,“中国一贯不干涉别国内政”。他还特别指出,“中国也不干涉同中共保持联系和友好关系的党派的内部事务,这是中国的一项根本原则”。事实上,这不仅是中国对东德政府的态度,而且也是对整个东欧剧变的态度。12月,罗马尼亚发生骚乱,齐奥塞斯库被秘密处决。中国外交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表明态度:“中国一贯认为,东欧一些国家当前发生的事情是他们的内部事务,中国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我们相信罗马尼亚人民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务。”不仅如此,即便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政府也一直为自己留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表示,邓小平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运行轨迹。东德及东欧共产党的命运决定不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正如李鹏在11月17日说的:“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历史的原因和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的正确选择。中国不会因为欧洲发生的事情改变中国的制度。”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不干涉”的原则,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强调“中国特色”,不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和东德的政治命运捆绑在一起,这使得中国政府能够迅速跟上“柏林墙倒塌”事件的事态发展,将目光和注意力迅速地从“东欧剧变”转变到“两德统一”上来。

  在中国政府来看,“两德统一”意味着,在经历了二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后,德意志民族再次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意味着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改变。从1989年到2009年这过去的二十年中,在中国政府眼中,“两德统一”问题的意识形态色彩渐渐地淡化了。促成这一改变的,是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改变。

  在柏林墙倒塌的当月底,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提出了统一德国的“十点计划”。在中国政府看来,统一的结果很可能是,西德“吃掉”东德,以及社会主义东德的消失。中方正面报道了东德对“十点计划”的批判,东德指出,统一问题不在议事日程上,两德关系的出发点是相互尊重和承认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民主德国不会把自己卖给什么人,也不会同哪个国家合并。这种情况在1990年2月发生了变化,2月1日,东德莫德罗政府提出德国统一的方案。2月9日,中国外交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表示“我们理解德意志人民要求实现民族统一的愿望”。中方表示,既注意到科尔的计划,也注意到莫德罗的计划,并希望统一能够对双方都有利。中国对两德统一的报道开始中立化,到了5月中,中国官方媒体对统一问题的介绍,开始对联邦德国有利。在回顾德国统一的历史时,联邦德国被描绘成主动的、积极的角色:在历史上,它通过“新东方政策”、基础条约及一系列的协定发展两德关系,增加两德人民的接触和交往,来维系共同的德意志民族感情。相比之下,民德被冠以被动、消极的角色:它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不同于联邦德国的“资本主义德意志民族”,坚持从意识形态上和西德划清界限,阻碍两德人民的接近。10月2日晚,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发表讲话,他说,我们的祖国又统一了。午夜,柏林市政厅钟楼敲响了庆祝统一的钟声,帝国议会大厦升起了黑、红、金三色旗,两个德国完成了统一。中国政府对此做出了迅速的、积极的反应。10月3日,中国外长吴学谦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韩培德博士,他说:“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理解、同情和支持德意志人民要求实现统一的愿望。我们尊重德国人民的选择。欢迎德国最终实现和平统一。”他还说,中国过去和两个德意志国家都有着良好的关系,今后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同统一的德国加强和发展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

  在看待两德统一的问题上,中国政府迅速摆脱了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东德已经垮台,在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方面,在说明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的正确性方面,东德不再具有说服力。如果一定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谈到东德,那么它也只有在“总结社会主义失败教训”方面发挥作用了。

  其次,在两德统一的问题上强调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内政不利,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完整不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还标志着中国的再次统一。1911年,清王朝倒台,此后中国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时期。在1949年以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实际上只控制了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其它各省仍被军阀统治着。1949年,共产党再次建立了统一的政权,西到新疆,东到沿海,北到漠河,南到南海诸岛。国民党退居台湾。直至今日,台湾仍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在国际上和少数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中国共产党政府一直梦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为了从英国、葡萄牙手中收回香港、澳门的主权,邓小平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设想。它的基本内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正是借助着这种淡化意识形态的、灵活的“一国两制”方案,中国在90年代成功地收回香港、澳门,在和平统一祖国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针对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设想,台湾提出了“一国良制”,来反对邓小平的构想,反对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体的统一方案。“两”和“良”在中文里是谐音字,音相同,只有声调上的细微差别。“良”就是好,这里“好的制度”,就是指台湾的“三民主义”,指资本主义。而“坏的制度”是指大陆的社会主义。对台湾的国民党人来说,1990年10月的两德统一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历史证明,即资本主义的西德统一了社会主义的东德,“好的制度”战胜了“坏的制度”,“良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两德统一后的第二天,台湾高层政要在行政院会议上说,“德国统一的事实证明,只有好的制度统一坏的制度,而坏的制度必须接受好的制度的道理”。大陆官方批驳了这种观点,但也没有因此掀起更大的意识形态批判浪潮,因为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只会恶化两岸的政治空气,加深大陆和台湾的矛盾。台湾还提出过“一国两府”主张,大陆主要是从国际法的方面予以批驳。台湾有人以东西德统一前为例,说明“一国”可以“两府”,大陆方面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一是中国与东西德的情况不同,不可类比。二是,东西德在统一以前,实际上是两个主权国家。而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被推翻后,占据台湾省,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地方当局,根本无权代表中国,况且国际法也不允许同时有两个政府代表一个国家。其实,无论是共产党的“一国两制”,还是国民党的“一国良制”或“一国两府”,一个大的政治前提是存在的,那就是大陆、台湾都具有“一个中国”的共识。这种情况在90年代发生了变化。当时,台独势力发展很快,李登辉制造“一中一台”的“两国论”。到新世纪初,台湾的民进党上台,陈水扁强调两岸“一边一国”,互不隶属,并试图通过公民投票将台湾独立合法化。大陆方面对此的政策底线是,“只要台湾认同一个中国的原则,什么都可以谈”。中国政府对台问题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化了。同样,在中国政府的眼中,两德统一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因素渐渐远去,而民族团圆、国家统一的因素更多地凸现出来。

  中国政府迅速搁置意识形态分歧、转向支持两德统一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政府希望,统一的德国不支持中国境内的分离势力。上个世纪50年代末,西藏的达赖喇嘛流亡国外,他一直要求拥有在西藏的统治权力。在1990年10月两德统一前,联邦德国一直在国际上寻求支持。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了争取中国的支持,联邦德国曾拒绝和达赖的流亡政府接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989年12月,科尔没有在波恩接见达赖。联邦政府的解释是,如果接见达赖,就等于承认他的统治权,这是与两国的外交原则相违背的。但事情在两德统一后的第二天就发生了变化。1990年10月4日,时任德国总统的魏茨泽克在柏林总统府会见达赖,10月6日,中国外交部就此向韩培德提出抗议,认为这是公开支持达赖鼓吹西藏独立,干涉了中国的内政。虽然中国政府表示愿意和统一的德国发展一种互利、务实的关系,但从一开始,西藏问题就给两国的关系罩上了一层阴影。

  最后,淡化柏林墙倒塌事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有助于中国政府走出“六四”事件带来的外交困境。“六四”事件后,中国政府在政治上受到孤立,在经济上受到制裁。中国政府一直设法改善这种局面,希望同西方国家恢复正常关系,这对于中国继续执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是十分必要的。而柏林墙的倒塌,为中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对中方来说,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欧洲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美苏由对抗、争霸走向对话、合作,意味着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各个国家集团在进行新的分化改组。这种迅速变化的形势,无疑为中国走出外交困境提供了机遇。1993年11月1日“马约”生效,欧洲联盟成立,这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到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积极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中国政府眼中,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统一的德国和联合的欧洲将在未来世界格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到世纪之交,中国与德国、欧盟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关系。与10年前相比,外交局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柏林墙倒塌20年了。在这过去的20年中,中国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在20年前的中国,大街上跑的主要是公车,大众的桑塔纳轿车是党政干部的座驾,是权力的象征。在20年后的中国,大街小巷上跑的主要是私人汽车,轿车已经开始大量进入普通人家庭。2009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使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也随之不断地更新变化着。20年前,中国的官方媒体猛批“西方的”民主观念。20年后,中国的官方媒体介绍俞可平的新书《民主是个好东西》。该书认为,民主是人类的普遍价值,发展民主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有利。20年前,中国人期盼香港和澳门的回归,现在的中国人期盼海峡两岸的统一。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作为“东欧剧变”的柏林墙倒塌事件越来越遥远、越来越模糊了,而作为“两德统一”的柏林墙倒塌事件却让中国人久久不能忘怀。20年前,德国人民冲破柏林墙走向统一,他们脸上洋溢的那种兴奋与喜悦至今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中国人民期盼着,在不远的将来,也能像20年前的德国人民一样,品尝到祖国统一的甜蜜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