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在中国 心理治疗如何来到中国

1988年第一届中德心理治疗研讨会与会者合影
1988年第一届中德心理治疗研讨会与会者合影 | 来源:《“中德班”:心理治疗如何来到中国》

一本名为《“中德班”:心理治疗如何来到中国》的书于2011年9月在德国出版,该书讲述了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国心理学发展历程, 而这一发展历程中也凝聚着多位德国心理学家的心血。

  “1976年9月10日,一个由14名德国人组成的小组登上了从卡拉奇飞往北京的飞机”(引自《“中德班”:心理治疗如何来到中国》一书),这群人中就有获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奖学金的心理学家玛嘉丽(Margarete Haaß-Wiesegart)。因为当时西方心理治疗的主要手段是用大量药物使病人镇静,而玛嘉丽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探寻与之对照的“成功的反例”。

  整整35年后的这一天,德国Carl-Auer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名为《“中德班”:心理治疗如何来到中国》的书,可以说没有当初这第一步,也就没有这本书。书中回顾了过去二十多年里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着重描述了数位德国心理学家通过亲身投入和实践,对心理学领域产生的影响。

“我们在中国做点什么吧”

  从与中国医生的最初接触,到“中德班”(中德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和中德心理治疗研究院的创立(后者过去和现在对于中国心理学建设和治疗师培训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该书由心理学家玛嘉丽、赵旭东教授和弗里茨•西蒙(Fritz B. Simon)教授共同撰写,用风趣的笔调分九章描述了这段跨度很久的过程,他们三位都是项目最初启动的参与者。

  弗里茨•西蒙负责从系统和组织理论的角度,介绍这个颇为成功的中德合作项目诞生的历史,他人从中也可以看到那些再任何一项跨文化合作中都会出现的典型的问题、决策前提和寻找到的解决方案。毕竟他们最初没有行动纲领,也没有一个团队来共同决定启动这一实际上是个“项目”的事情。但是后来发现,许多当初因情况所迫、自然而然做出的决定,其实是非常合理,因而也是十分具有教育意义的。

资助者和支持者

  书中清楚易懂地说明了在昆明召开第一届研讨会的念头是如何从私人关系和旅行中产生,并在其后陆续举办了好多届;也说明了如何最终建立起了必要的机构组织,以确保培训项目长期且不依赖于某些个人地有效运作。此外,读者还能了解到多家机构和基金会的资助政策,如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以及汉堡科学文化资助基金会。如果没有这些机构的帮助,该项目肯定不能有如此发展。书中还介绍了同济大学作为众多活动的连接点所发挥的作用。同济大学于1907年由德国人在上海创办,此后历经波澜起伏,其医学系于1954年迁往武汉,并被改为同济医学院。同济大学的这段沧桑历史,也是不可小觑的。赵旭东认为,中德心理合作项目的许多重要参与者都曾在同济学习或工作过,有的是在武汉同济医学院,有的是在上海同济大学,这一点可能并不是巧合。

冒险精神与好奇心

  特别是书中穿插的一些中方和德方心理治疗师的访谈,颇具感染力。除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好感之外,还有什么促使他们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参与一个项目,而且是参与一个本可能因不断受各种政治、经济和人为问题干扰而失败的项目?为什么他们都为这个项目投入了大量精力,尤其在中国的最初几年里甘愿承受物质比较匮乏的生活条件?对于这些问题,书里并没有给出最终答案。肯定不是完全出于冒险精神,但是怀揣一点好奇心,头脑里有一小片未知领域,有时也是很有推动作用的。还有所有德方参与者都一致认为很重要的一点:不同治疗理论学派之间的对话,在中国可以顺利进行——而在德国并不多见,还有便是一起旅行。

  对于这本书的诞生过程,赵旭东是这样总结的:“这是一个有趣的反思过程,从中我再次被我们过去23年中一起做过的事深深感动了。德国同事出于强烈但又纯粹的动机为中国做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贡献,至今还让我感叹不已。我想,我们之所以这么喜欢德国同事,是因为他们既没有扮演狂热的传教士角色,也没有充当傲慢的殖民者,而是体现了谦卑的利他主义精神和专业的同情心。这就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一同成长,并且从合作中相互受益。”

《中德班:心理治疗如何来到中国》,弗里茨•西蒙、玛嘉丽、赵旭东著,《系统性视角》丛书,海德堡Carl-Auer出版社,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