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媒体 中国:现代化还是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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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招商银行董事长秦晓在《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一书中认为,“现代性”一词的含义不单单是“国富民强”。

  2009年看的书中只有两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本是俞雷庆写的《美丑红楼》,作者一反几十年来中国许多学者从阶级观出发对《红楼梦》的传统解释,而是从《红楼梦》作者的美学观出发阐述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让人耳目一新。这本书也让我们看到,年轻学者正在摆脱意识形态的枷锁,还文学和文学大师原貌。另外一本书的内容则要复杂得多,从其书名《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就可窥豹一斑。作者秦晓是中国招商银行董事长。但他在这本书中发表的主要文章都与金融无关,而是围绕中国的现代性转型问题展开。

  《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这本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秦晓先生的三篇文章。第二部分是专题讨论,第三部分是相关链接——这一部分收录了许多重要文章。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主要都是一些专家对秦先生的观点进行点评、补充,当然也多少能听到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秦先生对中国的转型问题究竟是如何看的?他又是在何等背景下提出自己的观点的呢?这两个问题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也是这本书有其吸引力的地方。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

社会转型不是“现代化”

  秦晓先生认为现代性转型是中国问题的一个命题。他说:“现代性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宪法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转变。”他在回顾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对“阶级斗争历史观”进行反思后,对八十年代延续至今的“中国道路之争”进行了分析。他提到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如政治体制改革被闲置、经济改革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悬殊、贪污腐败、道德失范、信用缺乏、环境破坏等负面现象),这些问题使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看法,精英的共识也已呈破裂状态。面对中国的现状,秦晓先生的观点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不应被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上”,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则是“民富国强”,它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的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剥离。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就是不能用“民生”来取代“民主”。秦先生特别强调的一点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成就只能称为“经济增长的奇迹”,而“中国模式”的形成则须以社会转型为标志。他不同于新左派的观点,在他看来“西方社会呈现的病态需要医治,但不意味它的价值和制度体系的死亡”。他还认为,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也不可能是西方模式的坚定复制,他必然包含中国传统、中国经验的元素,它应该体现我们对西方社会危机和病态的认识和批判。

中国需要启蒙

  在秦先生的提出的政体方案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到了中国要有一次比较彻底的思想启蒙运动,以解除意识形态的束缚,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现代核心价值观。八十年代的“启蒙”热门话题在二十年后又被重新搬了出来,肯定是有其深厚的背景条件。启蒙问题的提出肯定同秦先生所提到的“精英共识的破裂”有关,面对各种思潮的冲击,秦先生不想放弃自己的阵地。秦先生没有详细分析他提出的“中国问题”,特别是启蒙运动的背景,而是这本书里收录的许记霖先生的文章《启蒙如何虽死犹生?》对此做出了详尽的分析。许先生的文章是一篇不得不看的好文章,它以很大的说服力分析了启蒙在当今中国的现状和问题,特别是谈到了中国目前知识界各种思潮的情况。

  在文章的一开始,许先生就提出了“在当今中国,有三股思潮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在解构启蒙。第一股思潮是国家主义。”许先生在反驳国家主义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虽然民族国家的建立也是启蒙的主题之一,但启蒙的核心不是国家,而是人,是人的自由和解放。”第二股思潮则是古典主义:古希腊的古典和中国传统的古典。而第三股思潮就是多元现代性。许先生在提到了这三者对启蒙的挑战后,问道:“在五四运动90多年后的今天,继续以启蒙为天职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得不反思:我们能够回应这些挑战吗?启蒙能够在回应强大的论敌基础上,发展出新的理论,提升到新的境界吗?”

  许先生的问题触及到了自由知识分子最敏感的神经,因为面对其它的思潮,无论在媒体,还是在年轻人的思维中,启蒙已经成为一个远古的历史概念,既没有现实意义,也没有理论上的新建。启蒙提出的许多普世性的价值概念似乎已经变得陈腐,已经不能适合当代人的需求。尽管如此,许先生没有放弃,他还是坚持启蒙的方向,强调要给与启蒙更多的内容。在他看来,这是自由知识分子面对其它思潮应负的责任。

  在这本书里,几乎所有参与的讨论者和撰文者都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道路和方向,更不用说具体的措施了。只有北京大学的陈晓明先生提出了“人文文化的转型也会引起现代性的转型”。他举了王朔的例子,他认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家王朔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有重要的意义。不只是文化意义,还有政治学的意义。没有王朔,很多现代的东西就进入不了我们的政治体制系统,诸如一种现代的话语表达方式,一种生活态度等等”。

  哈贝马斯的名言“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多次出现在书中。这听起来像是一种任务的提出,但更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托词。这本书,我读了两篇,我的感觉是:一群非常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想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人了解知识界的现状,并要把启蒙再次提到日程上来。当然他们也都回避了一些关键和敏感的问题,如政治体制等等。但不管怎么样,在他们的字里行间我能感觉到他们的担忧,正如秦晓所说:“在推进中国现代性转型的过程中,认识激进主义在中国存在的必然性,保持对激进主义的警觉,避免陷入激进-异化的怪圈,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应具有特殊意义。”刘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甚至举了魏玛共和国的例子,也间接地提到了提防极端势力的问题。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也非常值得一读,因为面对各种极端思潮的泛滥,我们必须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哪怕是出于居安思危的考虑,也应该三思而行。

《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9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