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色文化 唱红歌只是一种文化消费

2011年,众多市民在无锡第一党支部旧址唱红歌
2011年,众多市民在无锡第一党支部旧址唱红歌 | 摄影:南戈,版权:东方IC

《南方周末》文章探讨红歌现象及其所代表的“红色文化”的意义和相关争议。

  以下文章首次发表在2011年5月12日的《南方周末》。

  《中国红歌会》起初不是一个特别宏大的计划,创办人李建国在江西卫视分管文艺,电视台每年都要举行大大小小的各类晚会,他决定找个“筐”把这些活动装起来,恰逢“超女快男时代”,于是中国诞生了一个红色选秀节目。

  五年之后,各地许多大大小小“红歌会”活动难以计数,但其实多数就是一台晚会或一场群众性运动。这些活动,以前每逢重大政治节庆都会举办,而现在经“红歌”这样的“筐”一装,突然有了更强烈的统一感。

  红色文化虽受政治纪念日的“季节性影响”,但官方的积极姿态和商业的倍加推崇,让人感觉到红色文化“回潮”。李建国最初办节目的信心,源于红色电视剧的热播。相关现象还有:开红色餐厅,搞红色旅游,推毛泽东式管理,等等。而官方作为主推力量,则提出并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理念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法治进课堂,等等。

  有学者将上述“红色现象”归结为,在转型期的中国,执政党试图重塑社会价值体系。

  在以往,红色文化更多被赋予教化工具色彩,而现在,受众不再只是单纯地接受和吸收,甚至是红色文化的消费者。红色文化也因时代变迁尤其是社会多元化,被争议乃至挑战。

  争议之一在于,这个“筐”里应该装些什么,不该装什么。比如因各种政治运动而产生,宣扬领袖崇拜、阶级斗争的红歌、样板戏、忠字舞等现象重现,曾刺伤饱受“文革”之害的一代。虽然现在“文革”歌曲基本被排除在外,但其他红歌也曾被挑毛病,比如,《祖国颂》中唱到“三门峡上工程大,哪怕它黄河之水天上来”,而今三门峡已成教训工程典型。

  争议之二在于,红色文化该用在哪。比如,红歌进监所改造人,进精神病院治病。记者听到不同的答案,西南某市司法局局长公开称,开展“红色文化进监所”活动,成功转化了一批“难改造尖子”;而陕西和江西监狱部门官员则都表示,红色文化作用不能过于高估。至于针对精神病人的“红歌疗法”,也已被证实属夸大和误传。

  江西省司法厅教育培训处处长刘星安回忆说,十多年前,“文艺活动一搞就是一个星期,现在干警少,改造任务重,哪有精力去忙别的?”

  现在,群众运动式的红色文化活动已经很难成为常态,普通民众一般不会为之困扰。“过去人们只吃一种菜,现在社会多元化了,大家都会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你在合唱的时候唱红歌,回到家里唱自己喜欢的歌曲,这都不矛盾。”中唱广州公司高级编辑吴颂今说。

  出生于1949年的吴颂今既创作了《军中绿花》等大量“红歌”,也曾培养包装杨钰莹和陈思思等歌坛红星。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他出版了一套《中国红歌汇》,责任编辑曾告诉他,某省一下子买了几千套,他估计这本书今年还要再火一次。

  吴在广州开的音像店和网店最近生意红火,“买红歌的特别多。”他说,主要是公益性质,个人买的少,一般都是团委、工会这些单位来买。

  据吴颂今介绍,红歌的第一次高潮是在1949年之前的解放区,第二次则是“文革”,而1990年代初,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中唱公司的《红太阳》曾创下销售720万盒的奇迹。

  吴颂今觉得红歌再次被传唱也不奇怪,“我觉得歌曲的流行是周而复始的,就像时装一样,比如裤腿吧,一会儿流行大裤腿,一会又流行小裤腿。”

  他现在仍坚持主旋律歌曲的创作,比如为温总理作《仰望星空》、为宋楚瑜回大陆作《娘,大哥他回来了》。相比流行歌曲,以及老革命歌曲,影响大传唱高的新红歌并不多。

  《中国红歌会》总导演廖苏斌说,报名的人中,中老年人还是太多,他们正想方设法吸引年轻人来参加。66岁的银川市民叶春梅为了参加社区的演出,亲自缝制8名舞蹈演员的“红歌献给党”演出服。“我觉得,虽然是社区演出,但是唱给共产党的,就像是唱给我的母亲一样,孩子给母亲做啥都是应该的。”

  “什么时代唱什么样的歌,这很正常。”这位老音乐人对此并无抱怨,他认为主要不是新歌写得不好,盖因时代已经变化,而他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的文化百花齐放。“当然红歌是大红花,紫罗兰、黄玫瑰也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