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运动百年 向一切发问

汉娜·霍克,《小太阳》,1969,拼贴画
汉娜·霍克,《小太阳》,1969,拼贴画 | 版权:© Berliner Sparkasse, © VG Bild-Kunst, 波恩 2015

针对性地煽动与反艺术——达达运动动摇了资产阶级的狭隘价值观与国家主义潮流,以达到对二者的反抗。100年后的今天,达达主义有哪些现实意义?在魏玛和汉诺威之间,我们试图探寻踪迹。

  春日魏玛。在地下室C(C-Keller)——这一民主德国时期(DDR)异见人士的聚集地,荒诞合唱团(der Absurde Chor)正为魏玛的达达艺术一百周年的展览进行闭幕演出。“先有目的地,然后有了词语,词语引领我们到达那里”(Am Anfang war der Ort, dann kam das Wort, jetzt sind wir dort),女歌手们跟随着指挥米歇尔·冯·辛岑斯坦恩 (Michael von Hintzenstern)的拍子和唱。这位专业的教堂音乐家自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就迷上达达艺术,他对库尔特·施威特斯(Kurt Schwitters)著名声音诗歌《原始奏鸣曲》(Ursonate)的演绎,在这座古典城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圈中掀起了轰动。关于魏玛这座城市在达达运动初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个呈放着日常什物的陈列柜便是佐证:据说这些私人物品都来自于历史上那些达达大师:如声音诗人库尔特·施威特斯用来装足粉的罐子,拼贴画创造者之一的汉娜·霍克(Hannah Höch)用过的肥皂盒,以及纳莉·范·杜斯堡(Nelly van Doesburg)的一双精致的手套。纳莉和她的丈夫,建筑家特奥·范·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于1921年来到魏玛。

先锋精神的毒

  特奥·范·杜斯堡本应在魏玛的包豪斯学院教授荷兰风格派(De Stijil),可他却对那些疯狂的达达艺术家颇感兴趣,们几年前,正是他们在一战中期于瑞士中部地区掀起了一场艺术的革命。“我要传播这先锋精神的毒,”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当然,杜斯堡并不是魏玛唯一的达达放毒者:在第一届构成主义者和达达主义者联合大会上,来自苏黎世的特利斯坦·查拉(Tristan Tzara)和来自汉诺威的库尔特·施威特斯双双现身。大家喝了一整天的酒,晚上又齐聚宫廷酒店。面对那些看似由音节随意组成的文字和完全没有音调的声音排列,颇有艺术鉴赏力的魏玛观众也目瞪口呆。

魏玛的艺术史学家米歇尔·吕提(Michael Lütthi)认为,对于达达主义者来说,一切都能够成为艺术:废旧报纸,橱窗里展示的玩偶,或是男用陶瓷小便池。不过,魏玛只是“新艺术”诞生和持续的众多地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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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玛的荒诞合唱团(Der Absurde Chor),米歇尔·冯·辛岑斯坦恩担任指挥,以“先有了词语”(Am Anfang war das Wort)近旁是魏玛的达达遗留物:汉娜·霍克的香皂盒旁是库尔特·施威特斯的足粉。(图片:M. Schuck)

绿野中的立体拼贴画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达达运动从苏黎世波及全世界。在德国,柏林是继魏玛之后达达运动的中心。这不仅因为1920年达达艺术家组织的第一届“达达展览”在柏林的两间后院里得以举行;另一原因在于,在为数不多的女性达达艺术家中有一位正是在柏林工作:汉娜·霍克。当纳粹分子将她的作品视为“颓废艺术”而下令禁止时,霍克搬回了她位于市郊的花园小屋。她在这里过着隐居的生活,几乎被大众遗忘,直到六十年代她被当地的一位编辑重新发现。年逾七十的霍克被柏林艺术学院委任。她的拼贴作品在纽约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迟来的名誉,对她来说就像一场晋封仪式”,画家约翰纳斯·鲍尔萨克斯(Johannes Bauersachs)如是说。他和他的家人现在正住在霍克的花园小屋中,打理她那行将消失的花园,那就像一副绿野中的达达立体拼贴艺术品:被修剪倾斜的黄杨树,圆形的菜畦和迷宫般的林荫小道。

一种对待世界的态度

  像霍克一样,很多达达艺术家都无法避免过早被世人遗忘的命运,例如库尔特·施威特斯。不过此刻,这位艺术家在其家乡汉诺威成了一位守护圣徒一样的人物。他最有价值的遗作——著名的《梅兹堡》(Merzbau)复制品——陈列于汉诺威的施普伦格尔博物馆(Sprengel Museum)。原作由施威特斯用木头和纸泥在其父母的起居室搭建而成,直到1937年,他不得不流亡至挪威,后来再流亡至英国。这是一件可进入的装置,一半是表现主义的电影布景,一半是未来主义油画。Merzbau这一作品的命名完全出于巧合,伊萨贝尔·舒尔茨(Isabel Schulz)——博物馆中管理施威特斯遗物的负责人解释:“在制作一副拼贴画时,施威特斯剪用了商业银行(Commerzbank)的一本宣传册,于是这样,他为自己的达达艺术品发明了这么一个独特的名字。” 对于舒尔茨来说,达达主义并不是一段封闭的艺术历史时期,而是一种“向一切发问的对待世界的态度”。

无意义

汉娜·霍克,《合成花朵》,1952,拼贴画 汉娜·霍克,《合成花朵》,1952,拼贴画 | 图片:© @Berliner Sparkasse, © VG Bild-Kunst, Bonn 2016

  穿越一段时间,达达主义世界观已经成为中学生的学习内容。库尔特·施威特斯文理中学四年级的每位学生都被分发到手一本施威特斯的书,里面有他的生平简介,和他著名的无义诗歌。11岁的克拉拉最喜欢施威特斯的 i诗歌: “读啊:上提,下扬,上提,然后点点”(中学课堂教学生写字母i的写法)她骄傲地朗诵着。那么,她是如何理解达达艺术的呢?“我想,他们聚会时一定有很多无意义的空谈,来显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譬如毫无意义的战争……”那现在呢?“现在仍然也有很多无意义的空谈”,克拉拉说。以无意义对抗无意义——没有哪个艺术史学者能对达达给出更具束缚力,更具时代性的解释了。

汉娜·霍克(1889-1978),德国最重要的古典现代主义艺术家之一。曼海姆艺术大厅的霍克展览(2016年4月22日至2016年8月14日)上一本内容极为丰富的目录册收录了她自1945年以来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