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的“共有”

碧山书局
碧山书局 | 图片: Matjaz Tancic

“碧山计划”发起人欧宁探讨公共空间促成社会进步的可能性。

  公共空间首先是指有明确边界、可以被所有人分享的物理空间,但只有这些空间被公众真正使用起来,变成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的“公共场域”,才是我所认为的其中一种进步的公共空间。公共场域不一定是物理空间,它是指国家与社会这两个边界之间的言论空间,个人或非政府团体可以在此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展开讨论,因此,不受政府监控的互联网也是一种公共场域。

  另外,我认为进步的公共空间,还包括公众在这个空间内创造的语言、习俗、文化和记忆,也就是哈特(Michel Hardt)和奈格尔(Antonio Negri)所说的新的“共有”(Commons),它是超越一般产权观念的(特别是传统的公有地权),这种新的“共有”空间是另一种进步的公共空间。

公共场域

  中国每个城市的市政府前面,只要财力所及,都会设置一个广场,它的功能主要是彰显政治权威,一般用来举办庆典或政府主导的其他大型集会。虽然是一个公共空间,但它主要担当政治功能,使用者一般是政府,未经政府授权的群众集会在这种广场是非法的,因此多数时间空旷无人。它常被冠以“人民”之名,但实质上是个权力空间,用来宣示政治秩序和规训人民。

  但当民意被堵塞,或“国家”这个共同体出现裂痕时,“人民”则会选择“占领”这个政治空间来表达他们的诉求。因为这种单一的功能设置,政府主导的广场经常被动地变成了“公共场域”,变成中国历史上群众性政治事件的发生空间。

  有意思的是,“广场”这个中文词过去三十多年被新经济运动中大量涌现的大型购物中心挪用,成了消费空间的指称。在欧洲或美国,城市广场周边一般都会有住宅和商业,功能的多元化使得广场一般都能凝聚人气,中国购物中心以“广场”命名,来自Plaza的转译,正是对这种人气的期待。

  2009年我任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总策展人时,要求深圳市政府允许把它前面的市民广场用作主展场,也是一种对广场进行“去政治化”的努力:通过展览活动,动员市民使用这个广场,创造新的文化,把它激活成一个日常化的公共空间。

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把深圳市市民广场作为主展场 图片: 梁井宇
2009深圳香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把深圳市市民广场作为主展场

新的“共有”

  2011年,受到哈特和奈格尔的“共有”理论的影响,罗马一批30岁至40岁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称为TQ一代,TQ即Trenta-Quaranta的缩写,30岁至40岁的意思)发起了“占领瓦莱剧场” 的运动。

  瓦莱剧场是万神殿附近一个十八世纪的老剧场,因为金融危机,罗马政府无力继续经营,决定把它私有化,TQ一代反对罗马政府变卖历史遗产,对剧场进行“占领”,利用民间志愿力量,在剧场里组织大量的文化艺术活动,并通过众筹方式筹集资金进行长期运营,向所有市民免费开放。瓦莱剧场的产权属性被搁置一边,但因为有了使用者,它“活”过来了,变成一个创造新的“共有”的公共空间。

  2014年,碧山书局作为“碧山计划”的一部分,在安徽黟县碧山村村民集体所有的一座荒废的老祠堂里开张,同样保留了它的产权属性,村民自愿把祠堂交付书局免费使用,现在它也变成了一个活跃的“共有”空间:对所有人免费开放,外来游客和村民都可以在此看书、买书、上网、休闲,参加各种读书会和文化活动,还可以举办婚礼。

丹麦Movable Accurate(可动恰恰)在碧山书局 图片: 欧宁
丹麦Movable Accurate(可动恰恰)在碧山书局

  受到碧山书局成功的鼓励,2015年我又在碧山村一个荒废的粮站创办了理农馆,它在传统的徽派建筑形制上进行简单的改建,是一个包括展厅、图书馆、学习中心、茶室、咖啡厅、杂货铺和研究者驻地等多功能的农村文化中心。它也变成了一个与村民进行互动并结成共同体的“共有”空间,参与拓展农村新的公共生活。村民在茶余饭后喜欢到这里来聚集闲聊,他们也喜欢参与这里的活动,了解各种新鲜的观念和文化知识,甚至到这里来调解纠纷。

村民在理农馆二楼图书馆 图片: 欧宁
村民在理农馆二楼图书馆

全社会的协作

  关于公共空间的营造,徽州农村的传统民居就揭示出一个朴素的道理:传统徽派民居通常是围合型的通转屋,卧室围绕天井分布,但一般很小,厅堂很多并且面积远大于卧室。事实上,卧室狭小的个人隐私空间能让家庭成员更多地到厅堂去参与家庭的公共生活。在新西兰、澳大利亚、丹麦和美国的一些采取“合作居住”方式的公社或生态村,个人住宅一般也很小并且陈设简单,这样他们平时都会积极参与在社区中心举办的集体聚餐和公共活动。

  但是,仅有物理空间布局上一些因应人性的设计,还是无法形成一个可促成社会进步的公共空间的。很多规划师和建筑师费尽思量设计的公共空间,结果还是无人使用。中国城乡公共空间的荒芜,与集体主义的凋敝以及个人主义的膨胀有很大的关系。政治制度的局限,也不能为“公共场域”的形成提供更多可能。而僵硬的产权思想,则可能妨碍新的“共有”的想象和实践。要营造进步的公共空间,仅有规划师和建筑师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依靠国家的开放和全社会的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