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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达达主义
数字化文献 ——数据达达主义

数据达达
数据达达 | © DOON 東

时至2016年,达达主义的存亡,是一个角度问题。

作者: 克里斯蒂安娜·弗罗曼(Christiane Frohmann)

  用谷歌搜寻并浏览了2016年1月1日以来已发表的、以“达达主义”为标题的文章之后,可以说,人们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纪念这场诞生于1916年的达达主义运动的百年庆典,一方面对达达主义的作品进行挑选、馆藏、展出,另一方面是力图重现当年的作品。从达达主义作为历史上先锋运动的角度来看,对其作品进行馆藏是有意义的。虽然名义上成立于1916年的苏黎世,达达主义思想其实萌芽于1912/1913年的俄国,之后植根在不同艺术流派之中。但是重现达达主义的作品则要另当别论,这种做法可被视为离题万里。在这样一个文化基因的传承时代,如果还有人头顶水桶,上台朗诵语音诗歌的话,那是一个娱乐节目。对达达艺术技巧的简单照搬以及数字照片的拼贴都归于此类。手机支持的图片剪贴和自拍像与圣像画的合成变形等,都可能会给观众带来一种诗意的感觉,但这些并没有体现出对对秩序的无视乃至破坏,不属于达达主义。作品的重现甚至还会违背达达艺术的本意,它虽然满足了像先锋艺术狂欢般的、美学效应上的颠覆功能,但这是一种舒适的颠覆,不对他们承受的当下造成任何挑战。他们并没有用新的方式触及美学和社会的痛处,而是利用伪达达的阿多诺文化基因以及其他网上虚拟的微软模式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化阶层,他们的精神其实是年代久远的先锋运动的依附。

作品馆藏与重现之外的达达主义

  “原生数字文献”的许多项目,尤其是“算法文献”和“自动执行重复任务的计算机程序文献”却表现出原有的达达精神,它们既并没有追赶达达主义百年庆典的潮流,也没有苛求显现达达的艺术概念。这些项目既充满了达达主义美学上的肆意无忌和政治上的严肃思想,又在言语行为方面动摇了一些原有设想和概念。受算法控制,“代码诗”把词汇,画面和音响从原有语境中分离出来,把它们置于新的环境之中。惯常或者普通的内容因此变成思想上潜在的不和谐因素,显现为数据达达主义。2015年格雷戈尔·维希布罗德(Gregor Weichbrodt)做了一部“机本法”,“重写了联邦德国的基本法”,此文书写错漏百出,汇集了脸书上触目惊心的仇恨论调,且都用大写字母书写,瓦解了原本的法律文本。那些法律中原本让人费解的基本价值,通过谩骂的补充却让人更容易理解。

数据达达主义行动

  数据达达主义的行动让个人或不同的群体感到有趣、困惑或者愤怒。 出版媒体Traumawien在2012年策划了一次“鬼作家” 的行动,在此行动中,亚马逊购物平台被数百本无意义的电子书淹没,经济上蒙受损失。那些平素远离数字化的读者也给予了这次行动持久的掌声,因为知识阶层普遍把亚马逊看成是文化的敌人。维希布罗德2016年所做的“知识盗窃”把励志名言和监视器里的银行盗窃犯组合在一起,此举受到了观众的好评,因为那些名言尽人皆知,其空洞的内容被幽默地遮掩。相反,汉内斯·巴由斯(Hannes Bajohrs)2015年所做的“平均值”几乎是不可读的,由算法找出的“18字句”和人工组合的“18字句”之间过渡交替变化,时而拥有语义,时而没有语义,不可预知,这些18字句全部从萊希·拉尼奇(Reich-Ranicki)所设的文学经典读物中选出,“平均值”整个作品艰涩难读。

即兴的数据达达

  这些刻意策划的数据达达大多是在知识阶层内部人士中涌起的现象,他们受过西方经典的教育,以白色人种的男士为主,这也是达达文献并不愿看到的一个局面。与之同时,人们利用各种网络平台上特立独行地发起了多种数据达达主义。目前推特上的用户@Çiğdem就是这样一个现象,他的推文常有书写错误,以此抵制推特上常以正字法为傲的做法。从数据达达的效果来看,@Çiğdem 究竟是谁,以及他的错误是否“真实”,都无关紧要

  不管是经由策划还是自行产生,数据达达都可以被视为是数字化进程中的副产品,在这个模糊的边缘地带给人们带来新的、不同的经验和教义,首当其冲的就是“阐释学是可以治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