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亚历山大∙克鲁格

亚历山大∙克鲁格
亚历山大∙克鲁格 | 摄影: Markus Kirchgessner

对你来说,“难民”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

  在希腊进攻特洛伊的战争中,后卫部队将领埃涅阿斯(Aeneas)横渡地中海逃亡,这是位让人印象深刻的难民,身上背负着特洛伊的冤屈。途中埃涅阿斯向美丽的伊利沙皇后表达爱慕,却没能为她带来幸福。埃涅阿斯来到意大利,他的子孙缔造了罗马古城。罗马最终摧毁了希腊的科林斯(Korinth)。这个难民是这次蓄谋已久的复仇计划的使者,报复古希腊对特洛伊施加的暴行。       

  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我祖母的祖母,Caroline Louise Granier,这位来自法国的难民在德国叙德哈尔茨(Südharz)遇到了心上人。两人后来在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Hermann und Dorothea)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没有她,就没有今天的我。那些和她一样的胡根诺教徒(法国16,17世纪的新教——译注)——正如当时的口号所说——让德国的发展提前了50年。诸如此类应该算是幸运的例子。说到“难民”这个概念,我既会想到“幸运”,也会想到“噩耗”,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小说。

对你来说,逃离战乱和政治压迫是否比逃离贫穷更合理?

  只要是发自内心、别无选择的逃亡都是合理的。无论是出于贫困,战乱还是压迫。

那么逃离环境问题呢?

  马丁·路德曾就他所处的时代多次对该课题发表看法:什么时候人们可以逃亡?什么时候必须留下,哪怕要面对瘟疫,自然灾害或者国家被劫掠?他对官职人员——牧师和政治决策者,以及国家的普通国民分别提问。荷兰共和国正是在抵御北海自然灾难的过程中产生的。荷兰人铸造大坝,也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成功地抵御来自西班牙、以天主教为名义发动的入侵。逃离生态环境不见得总是合理。判断的依据应该是:能否反抗?还是反抗也只是徒劳?如果地球的气候长期恶化下去,那么逃难的人潮将聚成汪洋。无论是否合理,人们都会踏上逃难之路。对此我不想妄下评论。

什么标志着难民身份的结束?

  在内心的角落和直观的感受中,我们也许永远是难民。但是开辟一块崭新的土壤,却能逃离“难民的宿命”。传统意义上说:当我们盖好房子、种上树、养育孩子的时候。21世纪,情况更复杂一些,要开辟一块脚下的土壤,具体地说,要怎么做?就我个人来说,要结束难民的身份,就是要建设一个新的家园,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成为一名“爱国者”。我可以在神圣的书籍中建构我的“爱国主义”,在职业里,在爱情中,就像刚刚提到的,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崭新的家园。

对你来说,政治庇护算不算是一项权利?

  政治庇护属于基本权利。教堂最重要的合法性就在于它有权接收难民。在现代社会中,伊曼努埃·康德(Immanuel Kant)从宾客享受款待的权利之中推导出政治庇护的权利。一个自我尊重的人(亦因此尊重社会同仁) 必定也会接纳身处困境的陌生人,只有那些“面临自我毁灭”威胁的人例外。身为作家,我们要创作故事,穷尽想象为我们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庇护权加固根基。

如果是的话,是无条件享有的权利吗?还是这种权利有被剥夺的可能?

  和其他所有权利一样,一旦被滥用,就会被剥夺。

你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可以无限接收难民?

  每个社会都可以接收一定数量的难民。无限接收难民只能是暂时的,历史上曾有过这种幸运的例子,例如美国,但现在也并非如此了。

如果存在上限,那么,要如何界定?

  要确切地划分界限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出于自我尊重,希望尽量不设限定。然而,我们面对陌生人的美好意愿以及我们的慷慨豁达本身也有其客观限度。这种困境与自我尊重相抗衡,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尤为重要。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小说《义子》(Der Findling)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故事中的商人来到瘟疫蔓延的城市,对一个陌生的孩子心生怜悯,将他带回了家,结果因为一时的善举而付出惨痛的代价,跌入地狱。这当然是“没有原则的善良”——想要行善,却无法承担后果。这并不是理想的状况。

  昨天我才刚刚读到本·勒纳(Ben Lerners)的《李庭博图》(The Lichtenberg Figures),很受震憾。书中他虽然没有直接涉及难民问题,但是他的诗句,却显示了虚拟的应用——对于所谓命运的介入——在现实中是多么的狡黠。诗中说:“我在马路上捡到虚拟这妞,那时她还穷困潦倒,一丝不挂。如今她翅膀硬了,想要我的家门钥匙,还惦记把我整垮。”

  一个国家的接收能力并不是唯一的考虑。接收一个陌生人,每个人的付出可多可少,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随意索求。21世纪这个问题将更加严峻。有如生命体中的细胞组织,一边吸收,一边扩散,它们与外界是相通的,但也设有边界。没有细胞膜对外界阻隔,我们所有人都会受到水肿的困扰。这些经验很难总结成规律,但可以编成故事,认同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思想的作家会接受这个挑战。

在你的国家,是否有难民享有特权,也就是优先被接收?如果有的话,为什么?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优先接收的难民,并且历来如此。国家不仅乐于接收拥有宝贵技能的难民,甚至特意吸引他们。富有的国家正是通过这样的难民政策,将别国的才智席卷一空。十八世纪启蒙时期,这样的做法正是政治人物的能力体现。

在你看来,到你国家的难民是否得到了公平的待遇?

  任何概括性的评论在此都有失偏颇。但当我看到每个人都身体力行或慷慨解囊时,还是很吃惊。我们女总理的言论也让我深感自豪,在那个特殊时刻,她的回应十分敏锐。然而,因此而上升到德国的国家正义感,又言过其实了。

如果因为接收难民而要缩减你们国家的社会保障金额,这是否可以接受?

  要维护自我尊重的政治立场,就得缩减社会保障,这是讨自己喜欢要付出的代价。

在你看来,要成功融入新的环境,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是否有最低要求?

  对于外来者?要有学习当地语言的良好意愿,要服从当地的法律(而不是生活习俗)。基本要求是他们要运用自己的力量,展开自我帮助。

  对于接收者?要有同理心,要尽量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正是进化为智人的转折点,因为我们的祖先面对他者——无论是物件,动物还是人——都能够换位思考。

你和难民私下有交往吗?

有。

你亲身支持过难民吗?

在工作和实际生活中。

在你的国家,难民状况将如何发展?  

1)在未来两年?

2)在未来二十年?

  即使是短期内也很难作出确切的预计。1956年,邻国的匈牙利人为了躲避苏联红军而跨越国界、横穿德国,这些人当中,很多今天都在斯坦福和哈佛担任公职。我们东德的同胞,在1989年同样穿越了德匈边境,来到西德,此后基本都能融入到新环境之中。每次难民潮都有其特殊性。我坚信,我们无法就未来两年或二十年作出确切的预期。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态度——不管发生什么!

你认为,未来难民会消失吗?

我不这么认为。

你和你的家人过去是否有过逃难的经历?

  我们曾经因为德国分裂为两个不同的社会体制而逃难。相对来说,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我们很幸运。

你认为你一生中有成为难民的可能吗?

  如果有的话,为什么?安稳都是一时的。没有人可以排除自己成为难民的可能,至少没有人能保证自己的孩子不会成为难民。 

你会逃往哪个国家?

  在冷战时期,我的确很严肃地想过这个问题,还曾考虑过新西兰。1986年的4月,农田上聚集了充满核辐射的乌云,还下起了雨——那年发生了切尔诺贝利的事件。我年轻的妻子、年幼的孩子和我一起逃难到葡萄牙,到了欧亚大陆的尽头。当时的问题并不是到哪个国家,而是:怎样才能逃得更远?由于孩子的关系,我们在葡萄牙停留了几个月。

你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个家?*

  恶作剧的蒂尔(Till Eulenspiegel)在汉诺威被追捕的途中,为自己缝制了一副马皮。人们要逮捕他的时候,他就从马皮里解释说,那里是他的家。追捕的人接受了这种说法。

  另一个例子: 在我的故乡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遭受炮火轰炸的时候,父亲、妹妹和我趴在地下室里,充满恐惧。我们的家就只剩地下室了,困境让家园萎缩。残留的家园,就像皮肤一样,没了它谁都无法生存。在平常生活中,在内心感受中(众所周知,现实主义对此无需顾及),家可以延伸到世界的尽头。看吧,“家”的概念一直在改变。

* 该问题取自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关于“故乡”的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