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兼翻译许俐雅 在翻译中发现

许俐雅(Lea Schneider)
许俐雅(Lea Schneider) | 摄影,版权: Jasmin Oertel

除了一些相关领域的人士之外,在德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当代中国诗歌的存在。如今,作为G13诗社(Lyrikkollektivs G13)的成员,年轻的汉学家许俐雅(Lea Schneider)正尝试改变这个现状。她与张佩瑶合作翻译12位中国当代诗人的作品,并在2016年10月以《中国书箱:人民共和国的新诗歌》(Chinabox. Neue Lyrik aus der Volksrepublik)为题结集出版。她的文字有很高的艺术性,在诗歌翻译中尚属罕见。最终也证明我们早已意识到的一点:诗歌最好由诗人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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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箱》的前言里,你写道,在德国,人们一直以来只知道两种中国诗:要么是传统的托物言志的梅花派,要么是创新奋起抵抗的反对派。为什么会是这样?

事实上,将充满异国风情的梅花来借代遥远的中国并不新鲜,西方人其实一直是在用这种视角看待中国。正是出于对这种角度的不满,《中国书箱》才得以孕育——我在读中国诗歌的德语翻译时总会想:“这怎么可能!”至于“反对派”则相反,它不仅在文学中,在美术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只要一提“艾未未”这个名字,大家就会立即明白我的意思。中国诗人对西方人的判断总是过分看重,也因而遭受很多挫败感。不过,我发现,随着东西方关系的变化,很多人已经不再重视这些了。西方对于中国,不再那么意义重大了。我认识一些作家,当他们听说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时,他们当然很高兴,但是这对他们的名望和地位不会产生决定性的改变。欧洲不再是关注的中心,这一点意味深长。同样,我也惊讶地发现,尽管我是学汉学的,但是实际上我所阅读的德语、英语或者法语之外的原文文献也是相当有限的。所以,对我而言,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同时也是一个政治行为,理想的译文应该全面呈现原文的错综复杂。而事实上,我相信,今天出版的这本书也说明了在德语和英语之外,人们还可以用其他语言体系思维和书写。

你如何在德语中再现中国诗歌的结构和形式?

一般来说,我首先在汉字上逐行标出中文读音——即拼音,便于我直观地感受音律,就像读德语一样。然后我会逐字逐句探究文字的含义。有的诗歌我两天就翻译好了,也有的诗歌我要翻译一个星期。最糟糕的翻译一定是妥协和将就的产物,因为原作一定不是妥协出来的。每一篇优美的文字作品中都有自己的写作意图,因而优秀的翻译应该将这种目的性体现出来。遇到难以翻译的段落,我会去尽可能多地阅读该作者的其他作品,以便去理解他/她的基调和意境,从而解决翻译中的难题,然后努力用德语进行转述。在我翻译完一篇作品之后,会由德籍华人作家张佩瑶校对。涉及到流行文化相关的影射及暗示时,我会和她一起处理。没有她,这本书不会成为现在的样子。因此,我非常认同这种搭档翻译的模式。

你如何看待你的翻译和写作两者之间的关系?

翻译对我来说,首先意味着相当仔细的阅读,这带给我极大的精神上的愉悦和兴奋。如果不翻译,我就不会如此细致地审视文本。过程中如果突然对文本的情节有所领悟,我会非常开心。如果不着手翻译,仅仅通过阅读,我不会有所发现和创造。因此,对我来说,与其说“在翻译中迷失”(lost in translation),不如说是“在翻译中发现”(found in translation) 。 我的写作同样也是一个专注的阅读过程,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翻译工作与我的创作是紧密结合的。我甚至开始创作“应答诗”(Antwortgedichte)了,我后来将这种诗歌改称为“和诗”(Gegengedichte)。有的和诗是原文和翻译作品的拼贴画,有的捕捉了一个画面,有的是由于我对原文不满意而作出长篇的激情独白。由此,关系就在原诗,我的译文及我的和诗之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与此同时,我也发现,在我翻译的时候,写作变得相当困难,因为我的全部注意力、经历和时间都投入到翻译之中了。我还希望翻译更多其他中国诗人的作品。这的确是一个“讲不完的故事”。

Chinabox. Neue Lyrik aus der Volksrepublik《中国书箱:人民共和国的新诗歌》由柏林出版社(Verlagshaus Berlin)出版。

其中收录了臧棣、韩博、吕约、姜涛、王璞、孙文波、明迪、蒋浩、周瓒、郑小琼、颜峻等人的诗作。
插图:吴一萌
编选:许俐雅
翻译:马克·赫尔曼(Marc Hermann)、丹尼尔·巴亚斯托弗(Daniel Bayerstorfer)、张佩瑶、许俐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