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刘雨霖 “我拿起电话,拨通他的号码,说:你好啊,刘老师!”

刘雨霖
刘雨霖 | © 刘雨霖

2014年,她凭借一部短片获得奥斯卡学生单元大奖:2016年末,刘雨霖将《一句顶一万句》——她的第一部故事片搬上了中国荧幕。这次访谈,刘导演谈到孤独、偶像冯小刚,以及和父亲——作家刘震云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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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女士,你的电影长片处女作《一句顶一万句》围绕着“失语”展开。在电影的第一幕中就有一对夫妻因为彼此无话可说而离婚。对于电影中的主人公来说,为什么沟通就那么难呢?

对话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但是,找到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却很难。而找到一个能够理解对方的人就更难了。或许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围绕着找到能够对话的人而展开。

城市杂志Time Out Beijing选文,认为您的电影讲述“中国现代都市中令人窒息的孤独感”。你是否认同?

我不认为电影所表现的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它有一定的普遍性。只是在中国,“失语”现象比在西方要严重得多。西方社会由于受基督教的影响,存在着对上帝的信仰。当人感到孤独时,他可以祈祷,和上帝对话。在中国就没有这种信仰。大家必须找到可以对话的朋友。

但是在《一句顶一万句》中,遭到背叛的牛爱国也去了一间寺庙,向佛祖坦白他想杀害妻子及其情人的想法。

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少见,只有在极端情况下才会发生,当人被逼到极限,也就是电影中牛爱国所处的境况。这不像西方社会中,人们每周日到教堂祈祷,那是一种礼仪。而且,这一幕其实挺搞笑的:其他人都会试图向宗教权威隐瞒自己恶的行为。但牛爱国却向佛祖供述他想杀人的想法。

你的电影以你父亲刘震云的同名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为蓝本。你和父亲的关系如何?

我和父亲能够很好地理解对方。不过在合作过程中,我们会尽量避免父女关系,而是以编剧和导演身份合作。我在决定拍这部电影之前,花了很长时间思考一些问题:我为什么只想拍这部小说?我该如何将故事情节搬上电影银屏幕?我很清楚,除非我能给出一个详尽的计划,否则父亲是不可能同意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认真思考了半年之后,我在纽约拿起电话——当时我正在纽约学导演专业,我拨通他的号码,说:你好啊,刘老师……

你称呼你的父亲“刘老师”?

是的,在说工作相关的事情时我都喊他“刘老师”。工作和私人生活我分得比较清楚。我希望他把我看作是导演而不是他的女儿。最后,我请他为我改写剧本,他同意了。

你担心过他会拒绝吗?

当然担心过。如果我没法给他留下“我确实准备好了”的印象,他就会拒绝。幸运的是,我确实准备好了。

作为艺术家,父亲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是“观察”。他教会我体察情感和细节,不该玩世不恭,而应带着柔软和感性的视角。我最大的乐趣之一是坐在他的身边,观察人。此外我也继承了他的责任心。因此,对于我俩的对话,我也是做了一丝不苟的准备。

你的父亲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也有精彩演出。他饰演的是牛爱国姐姐的相亲对象。不过这个角色迂腐得有些可怕,在饭桌上一直谈尼采、苏格拉底和孔子的各种教条。你为何给父亲安排这样一个角色?

这倒不是我的安排,是制片方决定的。十年前在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中,父亲和牛爱国姐姐的扮演者刘蓓演过对手戏。他们当时演的也是一出相亲的戏。我父亲扮演的是一位刚被女友抛弃的年轻人,刘蓓扮演的是一位阿拉伯公主。《一句顶一万句》中的相亲也算是十年暂别的重逢吧。

你的父亲为冯小刚导演写过很多剧本,最近一部作品是《我不是潘金莲》。因此,我们有时会在中国媒体中读到,冯小刚是你的偶像。是这样的吗?

这正是我想说的。我在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中担任场记,这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那是我第一次参与拍摄大制作的影片,从中积累了很多实践经验。这个经历扩展了我的眼界,让我从此能够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电影。

未来你还会和你的父亲再度合作吗?

有可能。我将在2017年着手拍摄我的第二部电影。实际上我确实很想再拍摄父亲的另一部小说。这本书还未出版,不过我已预先拜读了。这个故事比他之前的小说要复杂得多,横跨几代人,延伸多个城市。

你已经和他谈过了吗,他同意了吗?

还没有呢。我得先好好准备如何回答他的问题。这还得要一段时间。

尼认为,和父亲的合作会对你的事业有帮助吗?还是说父亲的名誉会是一种负担?

我没觉得父亲的名誉是一种负担。如果不是我的父亲,我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创造力。作为导演与他合作,我作为导演,只是努力将我的工作做到最好。

凭借短片《门神》刘雨霖获得2014年的奥斯卡学生单元银奖。《一句顶一万句》是她的第一部长片。二十九岁的刘雨霖是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女儿。她曾在纽约大学攻读导演专业,现在生活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