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故事:西安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党晟来到笔者所在的西安市城市记忆博物馆
党晟来到笔者所在的西安市城市记忆博物馆 | © 宋群

听学者党晟描绘古城西安:从芦荡巷到南院门,从盛唐到民国。党晟俨然是这个城市的象征,他和家人的故事,就是大历史的缩影。

  夏日的西安,已近黄昏,仍然炎热难耐。回应笔者之前求书,见面时,党晟老师赠予我他的新译,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拉丁文著作《牧歌》,只是翻阅,已觉译文俊美,古意盎然。扉页上的赠语与签名,极为工整,字如其人,透出谦逊与克制。全书173页,仅注释就有38页,加上他写的导言34页,以及后记12页,几乎占去全书篇幅的一半,作为译者,可谓用心良苦。

  与党晟老师约在西安市城市记忆博物馆见面,话题牵涉西安城的历史变迁。党晟嗜烟,烟雾缭绕中,语速不疾不徐,每一句之间,都留够标点符号位置,遣词用句,准确而简短。没有人能把西安方言讲得如此优雅,除了党晟。

  聊起少年记忆中的芦荡巷,党晟老师几乎能记起所有左邻右舍:有民国的大芳照相馆老板,有后来做了武汉大学教授的旧时国民党军官,还有现在已是西安名吃的樊记肉夹馍的樊家几兄弟,都不一般。芦荡巷原名卢进士巷,和中国很多城市街巷的命运一样,文革期间改的名字。芦荡二字,党老师揣测,也许是受了革命样板戏《芦荡火种》(沙家浜)的影响。九十年代初,芦荡巷拆迁改造,党老师父亲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买下的老宅,不复存在,如今高楼林立。

  “西安市当年最繁华的地方是南院门,南院门是清代陕甘总督衙门所在地,一直到我小时候记事,那里都热闹非凡,大的食品店有天香村,南华公司,还有一个特别迎人的老凤祥金店,民国最高的建筑五洲大药房,也在那里,还有阎甘园开的古旧书店,阎甘园,有学问,清朝秀才,且工书善画。鲁迅当年来西安,曾专程拜访过阎甘园,这位先生现在已被人遗忘了。”

  虽说党老师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但叙述中勾勒出的老西安,如此详尽与具体,让我觉得,他只是把旧人旧事妥帖安放,却须臾未忘。

  “我看过一幅清代的西安地图,从大南门过来,沿着城墙,一直贯通到西城墙,和南城墙平行的一条街,分了好多段,先是大湘子庙街,然后是五岳庙门、太阳庙门、报恩寺街……沿路不是道观,就是佛寺,大概不下十几处……如今都已尽毁。” 对西安城近些年来以恢复盛唐风貌为方向的做法,党老师认为,唐只是和现在的西安,在地理位置上重合,从历史遗存看,唐长安和今天的西安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倒是晚清以来的建筑,包括民国时期的,在大拆大建中消失,令人惋惜。

  “西安城隍庙的牌坊拆了,如果社会路的牌坊还在的话,会给钟楼和鼓楼之间留下一个很好的过渡关系。现在的钟楼与鼓楼,感觉是彼此孤立的。哪怕就保留五十年代我记忆里西安的样子,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也一点儿问题都没有,绝对比丽江、平遥有资格得多。”

  “好多年前,去过一次唐大明宫遗址,含元殿的遗迹,就剩了几个土堆,虽然是土堆,仍能想象当年的恢弘气势。唐大明宫遗址那个碑,落款是陕西省人民政府,字,是我父亲写的,因为是政府行为,不能落书写人的名字。”

  提起党晟的父亲党晴梵先生,今天已少有人知。党老先生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国初年,受命在西安创办《国民新闻》日报,并任社长,后返乡创办中学,任校长,曾参与组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先生任命其为总部秘书长兼第一路军参谋长。建国后任西北大学教授,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政协陕西省副主席。一生经历跌宕起伏,无论从军从政从教,都建树颇丰。

  人生总有诸多机缘巧合,党老师父亲曾为乡里办学,而他自己,也一生与办学紧密相联。从日本回来后,最初是想办一所独立的设计学院,为此与当时的西安副市长去日本磋商,曾与日本京都造型大学商议合作事宜,日本报纸还刊登中日双方要在西安合办“中国的包豪斯”的消息。后来商谈的结果,是在西安大学建立一个分部,日方资助,在人事、财政、教学方面具有独立性。1986年,开始招生,日方赠送了教学设备和图书。这是中国最早系统性倡导Visual Design (视觉传达设计)规范教育的发端。比较自由的进行教学研究与实践,只持续了10年左右,期间培养的学生,有很多已是中国设计界的顶尖人物。一个实际上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却人才辈出,成为业界津津乐道的话题。

  党老师和我聊起这20年来的办学生涯,总结是:“自己想干的是一件体制外的事情,结果稀里糊涂地跑到体制内来了”,对于后来的体制制约,显然有些倦怠,“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党老师说。

  不知不觉,已聊至深夜。我问党老师,是否去过改建后的唐大明宫遗址公园,党老师回答没有,沉吟片刻,又补充说:“我想去看看,看看那个碑还在不在。”

党晟

生于1950年,西安人。独立学者,曾任西安联合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客座教授。他学识深厚,处世淡泊,有着已不多见的旧时知识分子的谦逊。陈丹青说,党老师很贵族气,让人想起民国时的大家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