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吃 菜单里的宣传单

“天津饭店”的明信片
“天津饭店”的明信片 | 来源不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中餐馆是柏林中国留学生的聚会场所,也是政治活动的地点。

  柏林夏洛滕堡(Charlottenburg)区康德大街(Kantstraße)是中餐馆的聚点——柏林的中餐馆应该有400家以上。康德大街至今享有盛名,有其历史渊源:1923年,首都第一家中餐馆“天津饭店”(Tientsin)在康德大街130b号开业。早前两年,汉堡就已经有一家北京饭店开张了——当时一本旅行指南称之为德国“首家且唯一一家”中餐馆。

  柏林当地媒体称天津饭店的老板为“温先生”(Herr Wen),他把餐馆设在这里绝非巧合:二十年代来柏林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都住在环境优雅的康德大街附近,租住中上层市民的居所,达格玛·于-登布斯基(Dagmar Yu-Dembski)如是说,她是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负责人,撰有数本与中德关系相关的书籍。她本人的身世和柏林中餐馆的历史密不可分:其父于汉民(Hak-Ming Yu)接手斯图加特广场的广东饭店(Canton),是战后最早的中餐馆之一,不久后开办香港吧(Honkong-Bar),成为五十年代柏林名流的聚会场所,因而扬名。

  于汉民也是二十、三十年代前来柏林求学的家境优越的中国年轻人之一,和同乡们——依照各自饮食偏好——在天津饭店或南京饭店(Nanking)聚会。于-登布斯基说,“中国北方来的学生更喜欢去天津饭店,那里有典型的北方菜,像我父亲这样的中国南方人喜欢在南京饭店聚会,主要是搭配米饭的菜品。”根据1927年“中国学联”(Vereins Chinesischer Studenten)的名单,至少有500名学生,其中大多数都在离康德大街不远的柏林科技学院——今天的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工程学,吃得起于-登布斯基口中“非常高档的天津饭店”。天津饭店凭借白色桌布和身穿白色燕尾服的(德国)侍者,与周围的餐馆一同跻身德国上流社会之列。 “真正的中国人”只在厨房里工作,报纸上眉飞色舞地写道:温姓老板成功聘请到了柏林中国大使馆的厨师,人们在饭店里当然是用筷子吃饭。《柏林日报》1925年六月的一篇报道中形容这家饭店的面条“也符合欧洲人的美学和肠胃”,在评论员眼中既高档又充满异域风情。

  然而,据《柏林日报》,出入天津饭店的亚洲男性多数都有美丽的德国女性陪同。于-登布斯基说,天津饭店的德国客人中有不少学者和艺术家,“毕竟天津饭店在二十年代是柏林所有亚裔的集散地:中国人、蒙古人、印度人、日本人。”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紧张,情况发生了改变。到了三十年代早期,康德大街沿路不仅有其他中餐馆相继开业——1931年增至8家——还有两家日本饭馆。1932年4月,两家日本饭馆遭到攻击:一群中国年轻人用铺路的石块打碎了餐馆的玻璃,留下了印有反对“日本无赖打劫”标语的宣传单。

  特别是自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随后日本开始侵华,柏林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作出政治抗争。达格玛·于-登布斯基在采访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执政时期生活在柏林的一些亲历者时发现,这些人“一般对德国政局漠不关心,但是对中国家乡的政治局势更加感兴趣。”中国学生几乎全部来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或者有钱人家,大部分都是“爱国主义者”。他们有些组织成为小型激进分子群体,出版反日中文报刊《Kang-Ti》并在中餐馆传播开来。于-登布斯基说,“在天津饭店,客人甚至常常发现菜单里夹着反日报纸。”此外还有几家中餐馆拒绝日本食客入内。

  小说家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逃离纳粹统治之前是天津饭店的著名常客之一,她肯定也注意到这一点。西格斯——也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受到天津饭店政治讨论的启发,在1932年的国际主义小说《同伴》(Die Gefährten)中描述了在餐馆聚会的中国人,这家餐馆的门上挂着写有“日本人与英国人敬请注意,您的安全在这家饭店里无法得到保障”字样的牌子。

  自从天津饭店开张以来,二十年代康德大街沿路建立的中餐馆都没有活过第二次世界大战。餐馆老板们被纳粹党徒百般刁难;就像战时居住在柏林的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们也因所谓的“战争经济罪”(Kriegswirtschaftsverbrechen)而身陷险境,于-登布斯基说到。天津饭店最终毁于一次轰炸。

  战争的结束对柏林的中餐来说也意味着“零点时刻”(Stunde Null) 。战后建立的餐馆不再是学者之间——以及文化间交流的场所。许多曾经在柏林留学的中国人都响应毛泽东在祖国的召唤,在四十年代晚期和五十年代早期离开了德国。加之德国社会在纳粹时期因为对犹太人和异见分子的迫害而分崩瓦解:纳粹执政之前,由中国学者和德国艺术家、思想家之间建立起来的圈子在1945年后几乎不复存在。属于天津饭店著名客人之一的安娜·西格斯是1945年之后重返德国的少数犹太思想家之一。

  1947年以后,柏林的中餐馆开始以德国顾客为导向。从菜单上就能看得出来:中国菜为了迎合德国人的口味而作出改变。战后初期中餐馆面临有限的条件,不得不另谋出路:在当时的德国是买不到酱油的。中餐馆的厨房因此重新采用倍受喜爱的德国产品。于-登布斯基说,“我至今想起父亲忙碌一天之后回家的时候,鼻子里还是能闻到他身上德国美极鲜调味料的气味。”

  如今,虽然柏林的中餐十分多元——康德大街以外亦然——,但是德国中餐馆也仍然为人诟病,被认为不够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