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代际 残缺的大腿是永恒的勋章(下)

手皱

外公身上有一股顽强的生命力,但悲哀的是,无论多强的生命力,却终究只是在泥沼里打滚。

去战场上搏命

  我忘记自己是否问过他那个最敏感的问题:是否杀过人。如果我有问过,我想他回答的也一定是“没有”。就像他对待自己的文革经历一样,回答得很模糊。

  参战之前,外公是一名矿工,他参战的动机也非常古典:想去搏命。

  旷工胡志义是在救助院长大的,不知道当年组织是如何为外公的出身定性的,想必一定是根正苗红,因为在五六十年代,他确实很红,红到发紫,直到铩羽文革。

  事实上,外公虽然是旷工,且在救助站长大,但他确实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那时,外公的父亲在镇上做屠宰生意,请了七八个帮手,后来得病早逝了,女人撑不起家,生意渐渐被瓜分。两个儿子送去救助院,母亲一个人回了乡下。

  外公跟着那位和自己性格极其不同的长兄一起下了矿,可这位长兄却总是拿着两兄弟拿命换来的工钱去赌博。

  朝鲜开战,招募志愿军时,外公觉得机会来了。与其这么存不下钱耗下去,不如干脆当兵打仗拼命去。

  外公的长兄我们叫三外公,关键时刻,这位三外公也很硬气。他知道外公参军就是为了离开他,既然这样,不如自己去拼这个命。

  在兄弟之间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搏命挣功名,一个是活命传香火。三外公觉得自己应该选第一个。不过后来三外公的体检没过,最终还是外公上了战场。但两兄弟之间,已经有了事关生死的交谊。他们两兄弟一辈子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战争结束,外公得了一笔不菲的遣散费,那还是五十年代初。

挥锄头的劳模

  他用遣散费做了一个大手笔的投资,入股了当年挖煤的矿厂,当上了厂长。

在新中国,这是一家纯私营的企业。如果站在今天的时代回首往事,那真是一个悲剧般的选择:他本来是一名坠入汪洋的水手,九死一生,攀上了一艘航船,然而,茫茫大海中,航船的前方却是滔天的巨浪。

  煤矿效益很好,但没过多久,还是免不了被合营、改造的结局。

  尽管如此,他的人生仍在急速上升。

  离开煤矿,回到母亲的原籍,当了农民。只有一只脚,走路必须完全依靠拐杖,这样的身体状况能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已算不错,但他却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农民。

  挥锄头是很容易的,甚至拄着拐棍背背篓,也都可以理解,但据说他还可以挑担子。我还曾自己试验过单拐或者双拐挑担子,很难想象,那到底是怎么实现的。但外婆也言之凿凿,我不得不信。

  外公经常说自己曾经很“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里的红,即是当年政治正确的本意,同时也是现在明星当红的意思。

  在生产队,他的公分很高,每年都当选劳模,一级一级地评上去,最后当了全国级别的劳模,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还跟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合过影。

  我没亲眼看过照片,据说是文革的时候,都给烧掉了。

造反派司令

  文革来了,乡里斗得很凶,很多领导都没能幸免。社会动荡,“上面”的人尚且自身难保,何况一个乡。

  运动开始后,外公一直没有参与,待在家里。一天夜里,区委书记带着几个主要的领导干部来到家里,请老胡,也就是外公出山。

  造反派需要一个头,但也不能乱斗,老胡是最合适人选,乡里没人不服他,出身好,身残志坚的战争英雄,全国劳模。

  据说后来,还曾出现过这样一个场景:两股造反派势力正在街头对垒,剑拔弩张,斗得不可开交。这时,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老胡来了。众人让出一条路来,他拄着单拐一步一步地走入人群,脸上挂着多年以后他的儿孙见着依然会胆颤的威严。他成了“造反派司令”,运动纷乱的局面结束了。

  家里人只知道,外公后来当官了,是区里的主任,正副不详。从那时候起,外公作为造反派头领,应该是以群众代表的身份跨入了政界。

  之前,他根正苗红,履历光鲜,没有明显的把柄,但很快就有了。同样的一个夜晚,区里的领导再次来到外公家里,宣布了组织的决定:胡志义政治立场有问题,不再适合担任原来职务,给予开除公职,以及开除党籍处分。

  自此,他的政治生命结束,出身、军功、劳动,都不算了。不像一些有文化自觉的人,对出于朴实人性的行为,能够给予足够的道德意义。外公的心智并没办法超越一层,到了晚年还时常懊悔。

  他稀里糊涂的,一辈子都没有理解自己生活的时代。

  早年从战场上回来,外公还想逆潮流而行,当个小老板,努力挣点家业。根正苗红,荣誉等身,最终却前途尽毁。

  被打回原籍时,外公还不满五十岁,之后就是在红星水库管渔场的十余年。

  外公身上有一股顽强的生命力,但悲哀的是,无论多强的生命力,却终究只是在泥沼里打滚。

在红星水库,我还听到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我辗转找到当年与外公共事的工友,这位老人正在田边锄地。我简单介绍自己的来意,怀着某种轻微的自豪感,准备从老人口听到一些对外公的称赞。然而并没有。
老人说,外公离开渔场是因为男女问题,他跟当地的一位妇人好上了。我尴尬到甚至忘记了告别时是否体面。

  向妈妈求证,她说这是别人陷害的。渔场效益好,有人眼红很正常,耍手段也不是不可能。毕竟从群魔乱舞的时代走过来,人心邪魅,可以理解。

  但终究或许,确有其事。

  外公的认命,大约就发生在我出生前后。

既是习惯,也是警惕

  时代又变了,九十年代初,私营经济复生,乡镇企业勃兴,已是垂暮之年的外公再度从零开始创业,跟人合伙开了一家采石场。从煤矿到种地,再到采石场,他总是离不开土地,想要折腾出什么东西来。

  其中,有一个关键是需要打通政府关系,所有人都默默地接受了这个规则。但是外公却不懂得变通,以自己的原则性抵抗着大势,犹如螳臂当车,以卵击石。

  他让舅舅准备一份“礼物”,那是前一天在田里摸来的几条鳝鱼,然后用报纸包裹了,送到领导办公室。

  后来,采石场果然是垮了,他一生的挣扎也就此结束。据说,这位领导恨了他很多年。

  之后,他便每天窝在家里看《新闻联播》,分析世界大势,在我成长的这些年,就不断听到他的感慨:外面的样子,像是又要打仗咧。

  外公一生都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不爱玩棋牌,不嗜烟酒茶,却非常重视家庭生活中一些仪式性的东西,比如逢年过节时简陋的祭祀,比如家庭成员过生日时,一些简短的电话问候,比如墙上那些领导人的画像。

  以前,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张贴领导人画像的习惯,并且紧跟时代,只是后来,有些家庭渐渐放松了。外公的习惯却一直保持着,这既是习惯,或许也是某种警惕。

  一直到了晚年,他才“红”了一把。

  虽然有被开除党籍的污点,但是作为一名在世的革命军人,他仍然有政治价值,他那残缺的大腿是永恒的勋章。

  每年春节,或者重要的国家节日,都会有地方政府的领导登门慰问,镇上的,县里的,市里的。这个时候,我们小孩子都会被赶出来,此时,墙上领导人画像的功能才真正地体现出来。外公的荣誉和待遇与此息息相关。

  时代面前,他终于做对了一次,但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