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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人
第三帝国期间的中犹夫妇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仍有约三千名中国侨民居住在德国,他们当中有人曾尝试拯救被纳粹迫害的犹太女性。这段历史今天却鲜为人知。

作者: 伊莎贝拉·丹尼尔(Isabelle Daniel)

  关于二战期间中国人与犹太人的关系已有大量记载。然而,一直以来关注点几乎只集中在1938年后犹太人流亡上海的历史。事实上,生活在第三帝国的中国人与犹太人也曾有往来,当中便包括一些中国男人与犹太女人之间鲜为人知的婚姻。

  纳粹统治时期,尽管德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异族通婚”没有被明令禁止,事实上却并无可能。“虽然这方面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旨在‘保护德意志血统’的立法同时也适用于中国侨民”,对德国人与华人之间的婚姻有过深入研究的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院长余德美(Dagmar Yu-Dembski)说。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恋爱不同,中国侨民与德国公民的伴侣关系没有被视为“种族耻辱”,而是被作为“违反公共秩序”的不法行为加以惩戒。

  纳粹时期,德国公民与外籍侨民之间的婚姻申请由第三帝国外交部下属的政治司和法务司统一受理。政治司档案室现存所有结婚申请人的身份几乎全部都是非犹太裔德国女性和中国男性。但是,从1942年秋,伪满洲国政权委派的驻德总领事Wang Te Yin和第三帝国外交部政治司东亚分部总领事海因里希·贝茨(Heinrich Betz)之间的一系列通信可以得知,自上世纪四十年代,曾陆续有一批中国人和犹太人向纳粹当局提出结婚申请。

  中国领事馆方面曾向德国外交部发函征询中国人与犹太人之间是否允许通婚事宜,1942年9月贝茨在回函中称:“根据以往经验,德国人与异族外籍人士缔结的婚姻关系大多没有好的结局,因此原则上政府并不鼓励此类婚姻。加之在涉及犹太人婚姻方面,屡屡有犹太人试图借此手段实现财产转移及获得伴侣国家国籍之目的,对于上述企图德国政府概不姑息。”

  事实上,纳粹时期中国侨民和犹太人通婚的动机有很多种,可以从以下三个截然不同的案例中得到印证。

玛利亚·亚洛维奇和林树嘉

柏林,1935年:中华民国将驻柏林的公使馆,选帝侯路堤218号 柏林,1935年:中华民国将驻柏林的公使馆,选帝侯路堤218号 | Bundesarchiv (Federal Archive), Bild 183-M1115-508 / CC-BY-SA 3.0   四十年代初,犹太教区内外风传这样一个消息:犹太女子嫁给中国男人就可以申请中国护照,进而免于遭受纳粹迫害,甚至还有机会移居国外。玛利亚·亚洛维奇(Marie Jalowicz)也收到这个消息。1942年春,由于纳粹的严苛限制,柏林处境险恶,却仍居住了近八万犹太人,二十岁的亚洛维奇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短短一年后,将犹太人从柏林运送到集中营和灭绝营的计划大多已近尾声,此时犹太教区只剩两万七千人。

  走投无路的玛利亚·亚洛维奇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新雅各布大街(Neuen Jakobstraße)的一处住所。之前她曾听说那里住着许多中国人。应声开门的果然是一个中国男人。这个名叫林树嘉(音译,德文名“Shu Ka Lin”)的男人明显要比玛利亚年长,1906年在中国出生,1933年来到德国。时隔几十年后,玛利亚·亚洛维奇-西蒙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尽管已经在当地生活了近十年,他的德语却仍然说得磕磕绊绊——在纳粹时期,被边缘化的中国侨民与德国主流社会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尽管如此,林树嘉还是对玛利亚提到的传言有所耳闻。“要想假结婚得付我四万马克”,他对玛利亚说——“我不记得确切数额了,只记得那笔钱对我来说是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多年后她回忆——不久后,林树嘉终于作出了让步,表示愿意和她结为“真正的夫妻”,不收取任何报酬。

  然而这个愿望最终并没有实现。德国当局拒绝为玛利亚·亚洛维奇开具婚姻许可,两个人于是很快便分道扬镳。就在玛利亚在结识林树嘉短短几个月后,在千钧一发的最后一刻逃过了被送往集中营的噩运:因为躲藏在地下室里,她成为大屠杀的幸存者。林树嘉在1942年6月被捕。直到1943年8月,他仍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的哥哥林清君(音译,Lin Tsin Juj)曾写信给外交部要求开释,他最终获释是否与这封信有关,以及他的被捕是否和玛利亚·亚洛维奇有关,根据现有的零星资料已很难查证。但后者至少有一定的可能性。

  林树嘉属于战后选择留在德国,没有返回原籍的少数中国人之一。1967年,他死于不来梅哈芬,享年61岁。

格特鲁德·朔恩菲尔德与盛克谢

  相比之下,格特鲁德·舍恩菲尔德(Gertrude Schönfeld)与盛克谢(音译,Tscheng Ke Tsei)的结局却要悲惨得多。这对在维也纳生活的夫妇育有一子,名叫兰瑟·朔恩菲尔德(Ranse Schönfeld),于1941年12月14日出生。1942年初,格特鲁德和盛克谢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结婚申请。中国大使馆为格特鲁德·舍恩菲尔德开具了国籍证明,证明其具备与盛克谢结婚的条件。在舍恩菲尔德向德国当局出示了这份证明后,第三帝国国家安全总主管部长、大屠杀的主要组织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本人亲自出面进行干预。

  “我认为这份证明是伪造的,”1942年6月艾希曼在写给外交部的一封公函中称。他又继续写道:“犹太人舍恩菲尔德一直以来都持有德国国籍,在我下令遣送她和她于1942年12月14日出生的孩子之前,请告知我外交部对此事的态度。”

  1942年9月14日,格特鲁德·舍恩菲尔德和她的儿子被盖世太保从位于维也纳格罗申-施佩尔街(Grossen Sperlgasse)的住所强行带走,之后被押往玛丽·特洛斯特内兹灭绝营(Vernichtugnslager Maly Trostinez, 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郊外)。短短四天后,母子二人便惨遭杀害。在艾希曼写信给外交部后不久,盛克谢也下落不明。

夏洛特·陈(原姓兰德斯伯格)与陈亭玉

  已知纳粹时期中国人和犹太人成功结婚的唯一一个例子,同时也最具神秘色彩。在位于柏林赫尔街(Heerstraße)的犹太公墓里矗立着一块墓碑,上面镌刻着夏洛特·兰德斯伯格(Charlotte Landsberger)和陈亭玉(音译,Ting Yu Chen)夫妇二人的名字。据余德美讲述,这对夫妇在四十年代完婚,兰德斯伯格因嫁给中国侨民而免于被送往集中营。他们是如何登记成功,以及夏洛特·兰德斯伯格与来自中国浙江青田县的基督教徒陈亭玉是如何人识的,或许永远都是一个不解之谜。根据四十年代中国领事馆和德国外交部的往来函件中所提供的零星线索可以推测,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许多不为人知的中国人和犹太人夫妇有着相同的命运。

  资料的不完整是以上三个案例的共同点。档案的残存状况更是加大了研究的难度。能为此提供协助的主要是亲历二战的历史见证者以及中国人和犹太人夫妇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