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故事:柏林 与露琪亚·布劳恩一起穿越温斯区

露琪亚·布劳恩在普伦茨劳贝格雷泽公园
露琪亚·布劳恩在普伦茨劳贝格雷泽公园 | 摄影:苏珊娜·施莱尔

早在东德时期,柏林普伦茨劳贝格(Prenzlauer Berg)城区中的温斯区域就是艺术家、演员、作家和各种特立独行者向往的乐园。笔者兼任主持人及电影导演的露琪亚·布劳恩一起漫步温斯区,一路上我们遇到了不少婴儿车,探访了一处不同寻常的墓园,走进“拉尔夫蛋糕坊”,还谈到了关于公交车司机、共产主义者和乡土情结。

       在德国,任何一位文学爱好者都不会对露琪亚·布劳恩(Luzia Braun)这个名字感到陌生。她是一位日耳曼文学专家,负责ZDF电视台经典节目“文学四重奏”的改版工作,在该电视台主持“观点”(aspekte)栏目已有十八年时间,后者是德国最重要的文化类电视节目。在历届法兰克福书展上,她坐在著名的“蓝沙发”上,向观众介绍当季书展最有趣的作家;一如既往,今年她将担任在法兰克福书展举行“德国图书奖”颁奖礼的评委。除了从事文学相关的工作,布劳恩同时还是一位电影导演,早年曾在一所监狱给外籍囚犯教授德语。在我面前,则是一位无话不谈的对话伙伴。 

       今天,露琪亚·布劳恩带我认识了柏林城里她最喜爱的地方——温斯区(Wins-Kiez),一个生机勃勃,遍布小商铺和咖啡馆的街区,位于普伦茨劳贝格南区温斯大街周边一带。普伦茨劳贝格是柏林人气最旺的一个地区,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这里有着历经战争而保存完好的旧建筑风貌。这个面积不足十一平方公里的区域聚居了163,000人口,如此居住密度在柏林可谓绝无仅有。温斯区早在东德时期就是艺术家、演员、作家和特立独行者向往的乐园。这里曾是喜剧演员兼导演汉斯·罗森塔尔(Hans Rosenthal,1925—1987)生活的地方,如今也不乏大名鼎鼎的住户,如摄影家赫尔佳·帕里斯(Helga Paris),演员宾诺·弗尔曼(Benno Fürmann),作家克里斯多夫·彼得斯(Christoph Peters)、英戈·舒尔策(Ingo Schulze)和乌里克·德莱斯纳(Ulrike Draesner)等等。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这里出生的影评家兼主持人克努特·艾斯特尔曼(Knut Elstermann)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名叫《我的温斯街》的书(be.bra出版社,2013),专门讲述那些居住在温斯街的人和他们的故事。十二年前,在米兰和美因茨之间奔波辗转多年的露琪亚·布劳恩最终选择在这里落脚。 

       “当时我们运气不错”,布劳恩和我一边沿着伊曼努教堂大街疾步前行,一边回忆,“我和丈夫2000年来到柏林的时候,这里的很多房产已经卖掉了;如果放在今天的话,我们根本负担不起现在住的那套房子。”所幸的是,这里并不是柯勒惠支广场(Kollwitzplatz)那样寸土寸金的时尚区。“这一带仍然保持着新旧混杂的面貌。”布劳恩一边说,一边步履坚定地朝着位于街角的格奥尔根-帕罗西亚教区公墓(Georgen-Parochial Friedhof)走去。根据一项由城市规划师委托的调查,温斯街百分之八十的住户都有东德背景,这和那种不绝于耳的所谓“住在此地的都是西德阔佬”的说法大相径庭。我们走过一爿不大的书店,一间老旧的甜品店(“拉尔夫蛋糕坊”),里面各式各样蛋糕的命名,都有一个类似“安德烈”“库尔特”“柯尔斯汀”等爷爷奶奶辈的名字,我们另外还路过了几家小吃店。这里几乎看不到大商场或银行。在我们前面,一位身材矮小、头发灰白的老妇人正推着一辆破旧的购物小推车蹒跚而行;在我们身后,一辆里面坐着双胞胎的婴儿车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三个在街头闲荡的黑衣年轻人自顾自地沉浸在隆隆作响的音乐声里,和我们擦肩而过。 

       突如其来的寂静瞬间包围了我们。高大的杨树如同屏障一般,隔绝了都市的喧嚣。“我经常来这里放松心情,排解工作带来的压力。”露琪亚·布劳恩说。就在前一秒钟我们还夹在婴儿车和购物车中间左右腾挪,真是难以置信。公墓和一个废弃了的公园连在一起。哪个作为首都的城市会像柏林这样,在人口稠密的繁华闹市拥有一片仿佛遗落在城市地图和时间之外的奇异绿洲? 

不仅如此,墓园里更有着前所未见的新奇:露琪亚·布劳恩带我参观了德国的第一个女同性恋公墓,这是一片和周围隔开的独立区域,里面安葬着清一色的女同性恋者——一个自造的隔离区?“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隔离,而是为了引起关注。”公墓的承办组织,萨福基金会(SAPPhO Stiftung)的一位代表介绍,“我们不想(再)掩饰自己的身份,生前如此,死后也一样,所以在我们这里举办的葬礼都不是匿名的。”而且重要的是,安葬在这里的死者更认同一种自主选择的亲密关系,“而不像异性恋那样,相互之间以血缘为纽带。”蜗牛形状的小径象征着“生命的轮回”。这里的墓并不算多,但我作为一个参观者不禁好奇,长眠于此的女人——大多生于一百年前——究竟度过了怎样的一生,她们如何捱过了纳粹时期和阴霾密布的五十年代? 

       除了辟有女同性恋公墓之外,这里还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墓地:露琪亚·布劳恩可以从一处墓碑径直走到下一处,一边如数家珍地讲述那些轶事。从一些坟墓不同寻常的外观上,依稀可见墓主人生前怪异奇特的品味;儿童墓地点缀着一些流俗的饰品,以营造一种催人泪下的哀悼氛围。露琪亚·布劳恩示意我注意一块墓碑上的日期,这里是一户人家的合葬,从日期上看,他们很可能是在第三帝国行将覆灭前的最后几天自杀的。“有一次在墓地散步之后,我专门去查阅了有关这家人的资料,他们的确是顽冥不化的纳粹分子。”她告诉我说。距离这里不到百米的地方,埋葬了一位昔日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的追随者,台尔曼生前曾任德国共产党主席,1944年在布亨瓦尔特集中营遇害。“一些老党员会隔三差五地聚在这里,高唱‘统一战线之歌’,”露琪亚说。一个穿着醒目的橙色运动服的大个子从我们身旁大步流星地跑了过去。全然没有对死者的哀悼之情,或是丝毫的庄重肃穆。典型的柏林风格。 

       令露琪亚·布劳恩每每印象深刻的,除了柏林人特有的那份无动于衷的淡漠之外,还有他们不时流露的机敏。“有一次在公车上,我看到一个年轻女人向司机问路,”露琪亚压低声音,“司机回答得很干脆:把我当导航啊!”说着她大笑起来,“反应可真快!”这位日耳曼学者还有一肚子趣闻轶事要讲。显然,她对同语言相关的一切都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像演员那样活灵活现地复述对话内容。

       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到柏林作为文学之都的一面。对露琪亚来说,除工作需要以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文化氛围也是她搬来柏林定居的一个理由。“这里有一切的一切,低俗故事和严肃文化交相混杂,这就是我喜爱这里的原因。”露琪亚也喜欢四处游逛,她常常和丈夫一起走出家门,随意漫步街头。“在柏林仍然会有这样的事:突然间,已经落座的你发现自己正置身于某个后院里举行的朗诵会,或是酒馆里的一场音乐会。” 
露琪亚·布劳恩来自梅斯基希(Messkirch),一个坐落于博登湖畔的巴登-符腾堡州南部小城。当然,她很早的时候就已逃离小城市的狭隘天地,去拥抱外面的大世界,当时的她去了意大利。一次班级出游让她第一次与罗马结缘,再后来又到比萨读了一年大学。上世纪七十年代,她所经历的意大利是一个比德国更无拘无束,更激进和开放的国家。抗议活动不只是大学生和市民子女的专属,那里的工人阶级也“有很高的政治热情”,女权主义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八十年代后,露琪亚在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申请到一个赴米兰大学任教的职位。五年后她开始投身新闻工作,定期飞往美因茨制作节目。意大利语已完全融入了她的血液,这个国度令她着迷:她为ZDF和WDR拍摄过多部关于意大利黑手党的纪录片,与佩特拉·莱斯基(Petra Reski)合作拍摄的《黑手党第一夫人:大佬的女人是如何夺权的》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她并没有因为与黑社会打交道而落入险境,后来还是转向了其他题材。 

       当我们再次置身于熙熙攘攘的伊曼努教会大街时,这位定居柏林并钟情于此的世界主义者对我说,家乡对她来说首先意味着乡音,那就是梅斯基希一带的方言,轻柔的施瓦本口音。于是我有幸聆听了一堂关于博大精深的施瓦本方言的入门课,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之前是多么地孤陋寡闻,只知道所谓“施瓦本话”。她说,自己虽然身在大都市,却并没有那种仇视外乡人的心理——为什么会? 

       那么在柏林,她自己作为一名施瓦本人有没有遭遇“地图炮”?露琪亚·布劳恩笑了笑说,“从地理上讲,我首先是巴登人,因为梅斯基希属于巴登地区;其次,我自己在这里从没有遇到过针对施瓦本人的地域攻击。”对许多柏林人来说,“施瓦本人”只是对那些鼓吹城市士绅化和商业开发,企图以此来推高房价的人的一种形象说法。“柏林人所指的并不是‘施瓦本人’本身,而是‘有钱人’,他们有时是施瓦本人,更多时候则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柏林人的那种怨由和不满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她说。 

       一番兜兜转转之后,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拉尔夫蛋糕坊”,一个散发着旧时代气息的店铺,里面的装潢仿佛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要不要带点蛋糕回去呢,”露琪亚·布劳恩自言自语。面对着各式各样的诱人甜点,我们两个犯了难,不知道是该选择“库尔特”“安德烈”还是“赫尔穆特”。就在这时,外面传来一位母亲呼唤孩子的声音:“柯西莫!”“卡洛塔!”——现今很时尚的名字。露琪亚·布劳恩笑着摇了摇头:“我真是太喜欢住在这里了。” 

       说完,她给自己挑了一块名叫“库尔特”的巧克力樱桃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