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纺织城》导演与制片对谈 在国际合作的夹缝里成长

《纺织城》剧照
《纺织城》剧照 | © 王杨

面对灵活多变的市场,面对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需求,只有清楚自己的定位,才会有机会。优秀的作品需要不断与他人磨合,才能有更多机会得以展现。

王杨(导演):我们做这个片子的过程,实际上是中国一批创作者想和西方联合制作的一个过程。这些创作者希望能提升纪录片的制作水准,把自己纳入专业的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因为西方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不可能对这些作品的土壤、性质、背景有深入的了解。然而,这些东西我们认为很重要。它是在艺术生产上对抗某种全球化模式的。普世价值包含在本土性之中。文化与人生活一起,构成复杂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这些合作中,创作者面对的局面可能是需要调整的,因为背后的资金和市场认可性迫使你作出改变,你需要把你丰富的纪录片世界压扁。对于西方来说,制片方多是联合制作方,会有意无意的促成你的影像纳入到他的表述模式里。这也许就是我们说的西方观点,被压平的世界。今天我们完成了自己的影片,跳出我们这个独特的个案。(这种困境你觉得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不是很乐观,我觉得亚洲这个共同体需要有自己的态度,并且勇敢地强调自己在纪录片领域中的价值体系。

黄嘉清(制片):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而,根据我们的经验,结果并非这样,我们的作品不是要迎合市场,哪怕是纪录片市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最终认识到,身为创作者,不管是从剪辑的角度还是制片人的角度,最终推动你去做这个事情的还是你要有自己的态度,你才能真正做下去,或者真正意义上有动力去完成,这是最重要的。这对于内在和外在创作来说肯定都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你要和各方,跟投资方、其他联合制片方、跟自己团队里的主创,跟导演、跟编剧、跟摄影师、跟剪辑师都是一个互相协调、互相妥协商讨的过程。当中你得清楚知道你自己要争取什么,才能保住正确的方向。并不是说保住这个片子,但至少在你争取的过程中更清楚要争什么,为什么要争,什么时候可以妥协,什么时候必须坚持?

等于说你没有正确的答案,只是更清楚标准是什么。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为了资本的要求或者投资方的要求来做。虽然这些条件往往很有诱惑性,但是如果你自己不清楚追求的东西,对方所有人都不清楚你的片子想要的是什么。他们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想法,要服务各自的观众,所以他们都想在物色影片过程中找一个好题材,希望你能帮他们实现这样的一个节目,这样一个故事。但创作者本身作为这个故事的核心,讲故事的人,你肯定要争取到一个最合适于故事本身的方式,当然这是最理想的,但在实施上你就要面对更多层实际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我们参加了很多国际提案会。其中有公开提案的环节,也有一对一的环节。看似这种平台能给你很多机会,但是在这么庞大的提案海洋中,你的项目又显得那么渺小。往往当场会谈得很好,但一旦离开这个环境,常常未能后续跟进。最挫败的经历就是在一次一对一提案环节时,面对世界著名电视机构栏目总监,你在一开始就知道他没有兴趣,就在你尽力描述影片内容的时候,眼睁睁看着对方闭上了眼睛在你面前睡着了。这种时候真的会怀疑自己在做什么。(笑)但这也提醒我们,我们是要完成自己的影片,并不需要依赖于理想的环境。

王杨:没错,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也是逐渐清晰的过程。其实是最终把所有那些虚妄的东西,比如诱惑,比如说原先的构想,进入系统等等,因为时间累积到一定程度,最终会发现,以影片到底是怎样一部作品为前提展开思考,也是在探讨自己要做什么,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为什么要做纪录片,就又回到一个其实本原的角度。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沟通上的不适应,对某个项目来说,其实它是本土的产物,或者是更细致细微的呈现,它并非像标题那么显著,也不是外在性强或者是报导性的东西。在此过程中,我们对此有共同的经历,但作为制片人及参与制作的西方人,包括对这个作品有意向的沟通过程中,他们给你的实际帮助是什么?可能有些人没有最终完成合作,但这也是一种帮助或者收获。有没有相对乐观的角度,来看待国际合作这件事?

黄嘉清:整体来说还是对我们帮助很大,不管是对于影片的理解,还是对于影像和观众的关系。当中还包括在整个市场导向下的各方有着什么样的视点。大家如何工作,如何交流,如何看待这些作品?确实丰富了我们的经验。反过来让我们不断询问自己,是很有意思的过程。

王杨:而且是有启发性的。

黄嘉清:对,也在实际意义上对我们影片有很大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变得更成熟,学到很多。就像人年纪大了,会遇到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有了人生经验,让自己心里更有底,更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虽然一次次和电视台这种更大型的投资机构都很难取有一个良好的理想的结果,但是最终让我们认识到,并不是说自己的题材不好或者是对方不喜欢这样的东西。而是,市场也是有情绪的、灵活多变的,体现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需求。

但只要清楚自己的定位,肯定会有机会。好的作品,也在于跟更多人的磨合,才有更多机会得以展现。就是说如果完全屏蔽掉市场和国际制片之间的交流,可能我们的作品更陷入到一个太个人化的艺术创作。跳入这潭水里,反倒打开了许多。这是一个开阔自己的事业和艺术的过程。不管是制片方式,融资方式,还是行业内创作者、从业者,甚至电视台的从业人员而言,在专业性上确实有了新的认识。

而且我觉得机会还是有的,虽然看似渺茫。毕竟纪录片主要的话语权还是在西方的几大的媒体和机构上,电视台上。所以说真正的中国题材会被看重,而且有其标准。不能说标准,但是,要有明确的独特性。我们也都经常听行内的人说,就是“小人物,大背景”。能代表大时代背景的小人物故事。就包括我们的影片在内,很多这种独立制作,又有很多个人情怀,个人动机去做的影片,它会有一个相反的创作逻辑,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但不代表整个电视台都是如此,并没有那么黑白分明,并不是说说电视台就是如此,愿意把你的影片拿来包装成他们的东西,而是大家在这里头都是一笔交易,是你有所提供,对方也提供其资源平台,这样一个过程。于是创作的过程变得更复杂了。本来你想讲一个影像故事,本身只是一个纯粹的创作的过程,但是当你和那么多人、那么多不同的角度磨合的时候,自然会有改变。

王杨: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像我们每次不断的给基金会写各种各样的提案书。阐述为什么基金会要资助这个项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诸如此类。然后,提案每次都不断地被推翻,一步步演变出当下这个提纲,所谓的案子是在不断突破的结果。我们好像在练习,不是模仿别人,而是让自己更清楚。

黄嘉清:对。我在这里可以分享一点故事。其实这整个提案的最初是最成功的,越到最后越不知道该怎么提论。这也是让所有人最挠头的这个阶段,随着拍摄的深入,素材越来越多,其实越不会提案了。理论上当你已经有足够的素材,可以完善计划,但是我们是相反的,我们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度,但是进入创作过程后,反倒离这种提案融资的方式渐渐疏远。

我们的影片得益于基金会的支持。在所有市场标准的背后,基金会所看重的又很不同。我们的项目几次“弹尽粮绝”,都是在关键时刻得到基金会的资助。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更确认自己作品的独特性,它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这种感觉,让我们更敢于制作自己的纪录片。在中西方纪录片合作的泥潭里,摸爬滚打之后,最终还是要让作品以自己真实的面目呈现出来。只有创作者自己能确定自己要讲述什么。

人物介绍

王杨:王杨:独立电影导演、影评人、策展人。作品包括纪录片《地上-空间》(2007)、《寂静之声》(2008),《毕业生》(2009),《纺织城》(2017)。

黄嘉清:英国Met Film School毕业,专修电影制作和剪辑。工作生活于东京。NHK World”Inside Lens”栏目版本导演和剪辑,拥有丰富的跨国制作经验。独立制片作品《纺织城》获得美国圣丹斯,荷兰IDFA,釜山电影节基金赞助。剪辑作品《中国门》入围多个国际电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