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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难
无处为家的工薪族

无家可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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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一间带厨房的一居室就濒临破产:德国的几座大城市房价持续增长,以至于很多有固定收入的工薪族也长期居无定所,慕尼黑的索尼娅·尼格里斯便是他们中的一个。

    在环境优雅的慕尼黑马克斯区(Maxvorstadt)的一个院子里,索尼娅·尼格里斯(Sonia Nigris)坐在白色的塑料椅上。英国公园,国王广场,当地人称“施塔胡斯”的卡尔广场,弗劳恩教堂:城内几乎所有的观光景点距离这里都只有一步之遥。尼格里斯,一位四十八岁的妇女,给自己点上一根烟。从一月份到现在,她一直住在全德国房价最高的地方。这里位于一个长期以来一房难求的城市——慕尼黑的市中心。即便是有钱人,要想在这里找到一个合适住处也得有足够的运气和耐心。但尼格里斯女士既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口袋里也没有多少钱。这段时间她一直住在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宿的临时收容所里。

München © colourbox.com     近年来,德国的无房人口一直有增无减。据联邦劳动联合会无家可归者救援中心估算——目前并无这方面的准确数据——2016年的无房人口为86万人(其中44万为官方认可的难民);今年预计将达到120万——与2014相比增涨了约358%,如此惊人涨幅在很大程度上与官方认可的无固定住所的难民也被列入了统计有关。但无房人口越来越多现象的背后有着很多原因,房租上涨便是其中之一。近年来德国大城市房产市场形势日趋严峻,从1995到2017年,仅慕尼黑一地的房租涨幅就超过了70%,远远高于普通就业人员的工资涨幅。

无房问题已波及社会主流人群

    在此情形下,即使是就业人员也同样面临巨大压力。“无房问题已波及到这个社会的主流人群,”德国天主教慈善协会会长彼得·奈尔(Peter Neher)说。索尼娅·尼格里斯便是这样一个例子。她在一个食堂从事全职工作,与雇主方签有永久性合同,每月的税后收入为1400欧元——显然不足以在慕尼黑这样的地方租一套一居室。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尼格里斯和丈夫一起从特里斯特搬来慕尼黑。因为她喜欢这座城市,在她的印象里,这里“很有活力,但又不像柏林或罗马那么嘈杂。”她和丈夫在里姆区找了一套宽敞明亮的大房子,虽然不在繁华地段,但也为他们的三个儿子提供了足够的成长空间。但是当他们夫妇二人在2005年离婚,丈夫搬出去之后,房子里突然显得空了许多,而她一个人也没有能力负担租金。

    她先是搬到一套小一点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离开慕尼黑去外地待了两年,但没过多久她便开始想念这座城市,还有生活在这里的三个儿子。2013年尼格里斯重新回到慕尼黑,起先暂住在一个朋友家里。她当时在一个食堂里找到一份固定工作。因为不想再在朋友家的沙发上凑活过夜,她开始在比价格网站上搜寻房源信息:即便是城郊的房子租金也在800到900欧;市中心则是1100欧到1200欧不等。而因为月收入高于相关规定,她又不符合申请住房补贴的条件。

如果大部分钱都拿来租房的话,我还怎么维持生活?如果工作一整天,下班后除了对着一间空荡荡的屋子发呆便无事可做,那我的生活还有什么意思?

    几个月后,尼格里斯不得不从朋友家搬了出来。她搬到儿子住处,直到房东下了逐客令。之后她又在一个朋友那里睡了几个月沙发,但这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她不得不又一次搬了出来。有段时间她一直住在一间地下室里,没有淋浴,没有厨房,只有一张再简陋不过的床。这住处是一个朋友提供给她的。没过多久,尼格里斯又辗转搬去另外一个朋友家。每次开口向别人借宿,她都会感到自尊心有一点点受挫,她说。对她来说,有任何一间自己的房子都要比这种寄人篱下颠沛流离的日子好太多。问题在于她根本不可能租到和自己收入水平相当的房子。

收容所只能居住八周。索尼娅·尼格里斯成了城市“游牧者”

    今年1月3日,她搬到了“Karla 51”妇女收容所。这里的房间只有九平米大,里面有一张90公分宽的单人床,一把木椅,一张木桌——都是青年旅舍里常见的简易款,外加一个壁橱。窗口狭小,外面走廊上飘着一股尿骚味儿。

    “能住进来已经算运气不错了,”收容站的社工埃尔克·加特纳(Elke Gartner)说。“Karla 51属于设施相对较好的一类机构。”许多收容站只提供像廉价旅社里那样的多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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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收容站住了四个半月的尼格里斯即将搬到另一个朋友那里。因为按照规定,被救助人员在收容所的暂住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八周。索尼娅·尼格里斯是一个被逼无奈的城市“游牧者”。她想和另外一个朋友合租,但是一套她能负担得起的合租公寓只是可望而不可及。

    在慕尼黑的各个临时收容所,像索尼娅·尼格里斯这样有一份固定工作,但却收入微薄的无房一族早已屡见不鲜。“慕尼黑的房产市场您也不是不知道,”慕尼黑天主教慈善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意味深长地说。十年前从市中心被排挤到城市边缘的那群人中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如今连城郊都住不起了。他们要么搬到慕尼黑以外的其他地方,要么只能沦为居无定所的无房族。巴伐利亚州宪法第106条第1款规定,巴伐利亚州的任何一位居民都享有住房权。但如果没有足够多住得起的房子,这样的规定和一纸空文又有什么两样?在慕尼黑,一套福利住房总是有上百号人排队申请,加德纳说。

    尼格里斯说她也申请过几次,其中有一些房子她勉强付得起租金。“但每次人家一问到收入,我就没戏了。”据慕尼黑无家可归者救援中心估算,目前全市约有9000名无家可归者,其中有固定收入者大概350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迫在收容所栖身,有的人在里面一住就是好几年,也有一些人在桥洞里过夜。全市所有的收容所和福利住房都人满为患,运气不好的人只能露宿街头。

Unterkunft © colourbox.com      尼格里斯究竟是第几次搬家了,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一些随身衣物,一条狗,几盆植物,一台小电视机和一个装电池的吸尘器,外加寄存在儿子那里的几个打包好的纸箱,它们就是眼前这个四十八岁女人的全部家当。这么多年来,她一直都无法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空间,即便是收容所,她也得三番五次地登记、注销。

    没房子住的生活只能是没完没了的将就。索尼娅·尼格里斯一头浓密的棕发在脑后扎成马尾,几绺灰白的银发泛出微光;右臂上有一处早已褪色的纹身。每隔几分钟,她就会从她的银色烟盒里抽出一根来点上。一张饱经沧桑的脸上刻满了皱纹,但上面看不到任何绝望。“我的生活就是忙忙碌碌,”她一面说,一面发出常年抽烟的人特有的那种嘶哑的笑声。

    她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床,七点钟准时到食堂上班,在灶台前一直忙到下午。工作之余,五年来她一直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四处奔波找下一个住处,有时候去看房,几乎没有闲暇和朋友小聚;晚上如果还有精力的话就玩玩手机,或者看会儿电视,然后睡觉——在某个朋友的沙发上,某个熟人的地下室里,或是在收容所。

    尼格里斯搬来慕尼黑已经超过二十五个年头了,当初她觉得这里有她想要的生活。然而今非昔比,正如官方机构在回复询问时所证实的那样,短短十年间这里的无房人口已增长了三倍之多。尽管如此,尼格里斯还是一如既往地爱着这座城市,愿意留在这里生活。这里有她的朋友和儿子,还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我为什么要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