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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在德国
靠“哈茨四”长大的童年

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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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背景:
——德国前不久掀起了一场争论,焦点是被称为“哈茨四”的二类失业救济金能否满足被救助者的基本生活需要。
——作者在一个常年依靠领取救济金生活的家庭里长大。
——她讲述了自己的真实经历:靠救济金虽然能够维持生活必需,日子却过得异常艰辛,受救助者往往因此被推向社会边缘。
——在作者看来,她的父亲之所以重病缠身黯然离世,某种程度上也因为贫困带来的绝望所致。

    我坐在慕尼黑我上司的办公室里,试图向他解释为什么我要把工作辞掉。我把原因一一道出,接着又说:“我想搬回北威州去,那样能离我母亲近一点。”

    “让你母亲搬到这儿来不就行了吗?”

    “不,不行的,她靠救济金生活,不能随便搬去别的地方。”我脱口而出。

    一阵尴尬的沉默。面露窘色的上司立马转移了话题。

劳动局 © colourbox.com     然而这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难言之隐了:我母亲靠救济金生活。在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的家庭曾长期依靠救济金过活。我认为这不应当是种耻辱。

    我认识的人总是表现得很吃惊,当他们得知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的时候。我受过高等教育,是一名素食主义者和古典文学爱好者,隔三差五去精品店里消费。然而我还是知道,靠每月不足四百欧的收入勉强维生是种什么样的体验。我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当你的父母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整天无所事事地窝在电视机前打发时间的时候。我也知道,我母亲至今还在靠着一点点钱艰难度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的父母从波兰来到德国,想在这里碰碰运气。不幸的是他们的大学文凭在这边得不到承认,所以只好靠做清洁、送外卖和送报纸勉强维生。更不幸的是他们受雇的最后那家公司破产了。从2005年开始,我们家一直靠“哈茨四”生活。

    在当时,这意味着由政府出钱为我们那套六十五平米的房子支付房租——不含暖气费——向我的父母每月发放622欧元的基本补贴,当时17岁的我还可以领到276欧元的未成年子女基本补贴。算下来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每月总共领取898欧元救济金。

贫困同时还表现在你被排除在这个社会之外,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规划人生

    从那时起我们再没有去餐馆吃过一顿饭,也没有过外出度假。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添置新衣。

    “钱”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里的头等大事:今天买什么吃才能让手里那点钱撑到月底?每周一次的集中采买被取消。我们试着分多次、少量地买,因为这样才有希望碰上更多优惠。餐桌上常常是特价超市买来的廉价肉,土豆更是司空见惯,不是土豆汤就是杂烩菜——为方便起见,全都用一锅炖的方式。我还得经常把自己做兼职补习教师挣来的钱拿出来一部分来补贴家用,以便减轻父母的负担,或者至少能弥补自己饮食方面的开销。

学校 © colourbox.com     学校里的集体出游成了一大难题。为了参加类似的活动,我不得不申请贫困补助。那些老师们总是喜欢当众讨论这些问题,我的窘境自然也就毫无悬念地暴露在全班同学面前。

    当一个人不能和其他同学一起去滑雪的时候,当然也不能说就是世界末日。但当你和这个社会越来越疏离,而且再也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规划人生的时候,恰恰是贫困的一种表现。当我的朋友们轻描淡写地谈起他们的旅行或是考取驾照的时候,我才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因为穷得拿不出钱来,所以只好让自己的孩子跟着别人出去度假,你以为这种滋味很好受?!”

    我母亲感受到的压力或许是最大的。她总是千方百计地节衣缩食,我从没见她给自己买过什么。每到需要添置衣物的时候,她总是盯着廉价超市里什么时候会有打折活动,要么就买二手货。

    她认真地履行着和就业中心约定的时间表,生怕漏掉任何一次。每次在那里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忙着确认各种日期,填写这样那样的表格。直到后来我才明白,没法提供给我她所希望我拥有的那些东西,对她来说是种什么样的折磨。有时候她说,早知道这样就不要小孩了。

    中学毕业后,一个朋友的母亲想让我跟他们全家一起去度假,因为我家里没钱供我像班上的很多同学那样外出旅游。我母亲冲我哭喊道:“因为穷得拿不出钱来,所以只好让自己的孩子跟着别人出去度假,你以为这种滋味很好受?!”

对于家里的状况,父亲以一种日甚一日的淡漠和麻木作为回应

    对于家里的状况,父亲以一种日甚一日的淡漠和麻木作为回应。他越来越淡出我们的生活。糖尿病,动脉硬化,除了他不断恶化的疾病,一切都停滞不前。他的生活里只剩下吃饭、看电视这两件事。

    当初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在这里结婚生子,从某一刻起他却突然无力养活家人,他始终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五十岁时,他先是因为教育背景和年龄问题求职遭拒,而后精神上的一蹶不振和自我封闭又让这种挫败雪上加霜。在我十八岁那年,常年患病的他郁郁而终。

当其他人在学校里读着《浮士德》的时候,我正在就业中心里申请救济

    父亲死后,母亲搬去了埃森,因为她觉得在那里能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我一个人留在杜塞尔多夫,直到中学毕业。这期间我一直靠教育促进署给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提供的助学金生活。助学金的标准虽然比社会救济金略低,但和就业中心相比教育促进署的人却要通情达理一些。可惜在我的助学金申请批下来之前,我还是得靠救济金生活。

    突然之间,我不仅仅是一名即将跨出校门的中学毕业生,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领取救济金的穷人。毕竟我成年,无业(学生称不上职业),且母亲没能力负担我的生活。

劳动局预约 © colourbox.com     有半年时间我一直靠救济金生活。在这六个月里,当别人忙着做习题或是读《浮士德》的时候,我通常是坐在就业中心的办公室里,和工作人员反复讨论我的救济申请。因为一些意料之外的麻烦和误会,其中有两个月他们只为我支付了房租而没有发放基本补贴。当时我的生活可以说很是寒伧:住在杜塞市中心的一间二十平米的公寓里,没有电话,没有网络。直到从别的地方搞来一台免费冰箱之前,我都是把需要冷藏的食物直接放在窗户外面。

    对当时的我来说,上大学和拿到助学金就像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一方面因为大学助学金的标准要高一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学生没能力负担学费是很正常的一件事,说出去并不丢人。我是幸运的,只有少数人能靠救济金上大学。我顺利地读完大学,取得了文学专业的文凭,后来在一家网刊找到一份实习生的工作。一下子成为这个城市登记在册的1000名长期失业人员中每月有机会重返职场的那16名“幸运儿”之一,尽管我从未真正失业过。

日子你过得了,可是融入主流社会很难

    我的母亲则没有这么幸运。她在埃森找到一份全职工作,干了没几年那家公司也倒闭了。当时已经五十七岁的她去就业中心咨询工作,人家马上很明确地告诉她,以她这样的年纪他们不可能给她介绍一份全职差事。这答复出自本应向她伸出援手的政府部门。五年前的那个时候,我曾经对我母亲耿耿于怀,埋怨她为什么不去试着再找份工作。如今我明白,那时的她已然力不从心。

    直到今天我还在尽可能地给母亲一些接济。但我不能、也不该为六十二岁的她在操劳一生后,我希望她过上的那种生活埋单。

    靠领取救济当然也可以勉强维生,吃穿用度都能解决,基本的生存不成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一方面因为囊中羞涩,另一方面因为带着“社会寄生虫”的耻辱印记而从未真正有过社会归属感,她又怎么可能重新把自己定义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本应当消除贫困的社会救济制度,却为这个社会制造出了更多的贫困:通过约束和管制,通过它所带来的走投无路的绝望,通过烙刻在穷人身上的那种抹不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