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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新音乐
演出时间

音乐舞台剧《饰演男主角之女性》(Principal boy)演出前的设备调试与彩排 斯图加特Eclat新音乐节
音乐舞台剧《饰演男主角之女性》(Principal boy)演出前的设备调试与彩排 斯图加特Eclat新音乐节 | 照片(剪辑):© 弗兰克·克莱因巴赫(Frank Kleinbach)

无论是混乱有趣的电视节目、反乌托邦的大男子主义表演还是跨宗教的祷告盛会 —— 2018年,新音乐向大家证明了其与娱乐艺术之间并非陌路。

作者: 雷奥妮·莱内克(Leonie Reineke)

    不仅是在政治领域,其实对各行各业来说,大家依然可以信赖 “谁的声音大,谁就能够实现自己” 这个简单的道理。有时候,只要音量够大就能够肆无忌惮地压倒一切,并且屏蔽、简化、缩小那些关键细节。而有的时候,也有必要通过大音量来唤醒听众、明确观点;或者也可以只是为了使人向往寂静。2018年,新音乐界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表现的很吵闹、很喧哗,精力甚至有些过于旺盛,产生的影响时而令人印象深刻,时而发人深思。

沉浸在体验之中

    无论是在大型节日,还是在小规模的地方活动中,音乐是众多组成部分中的一员,它们共同形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形象,那就是“演出”。今年,以娱乐为导向的活动方案备受青睐。例如杰西·马丽诺(Jessie Marino)的音乐剧《好人好报》(Nice Guys Win Twice)在达姆斯塔特国际夏季课程(Darmstädter Ferienkurse)中首演。马丽诺选用了来自丹麦Scenatet乐团成员作为演员、哑剧演员、主持人、爵士与摇滚音乐人登台亮相。舞台布景由数个移动投影幕汇集而成,每一个幕布上放映着不同的影片,向观众展示了“感官饱和”之全景。这是艺术家对“快节奏”社会的鞭挞?抑或是对现代艺术中缺乏想象力的各种时髦伎俩进行的汇总?其引发的评价各不相同。
   
    法兰克福现代乐团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在系列活动“连接”(Connect)中上演了菲利普·维纳布尔斯(Philip Venables)的作品,他们干脆将这部作品演绎成了一个通俗的电视智力竞赛节目。乐团在这里不再是音乐会的演奏者,而是现场曲调的提供者,并至始至终渲染着会场气氛。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夏天推出的“酒店酒吧音乐”(Music for Hotel Bars),新音乐为柏林奢华酒店提供了与其气氛完全融合的乐曲。至于听众究竟是在尝试倾听的时候被酒吧后台的声响干扰,还是奇怪的音乐演奏影响了客人们享用他们的鸡尾酒,问题的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这里的座右铭是——要行动起来搞事情,不要只是去沉思。

跃出你的舒适区

    斯图加特Eclat音乐节也曾上演过一场不同寻常的大型节目。期间的夸张表演以一种特殊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在《饰演男主角之女性》中,拉法尔·斯波采斯尼(Raphael Sbrzesny)在剧院的体育馆里用金属雕塑创建了一个障碍跑道,再加上一些影像、声音装置以及令人琢磨不透的舞蹈。舞蹈中投入了数升之多的沐浴液和除臭剂。这一切在青春期大男子主义与加密象征意义之间创造出一种反乌托邦之意境。在此期间,观众领略了大量的迷你表演,这些表演充满了男性偏见以及因自恋而起的侵略行为。同时,这也向观众揭开伪装,表达了压抑着的绝望之情。斯波采斯尼成功地将一种个性形象程式化地表现出来。他自己将这种个性形象称为:“越来越多地成为媒体注意焦点的虚无主体”,也就是“恐怖分子的形象”。

    现代生活中,我们总要面对一些令人心烦意乱的东西,如果说上面这个作品的每一个方面都能够引导观众注意到这些,那么柏林音乐节(Musikfest Berlin)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避开了明确时代分类的表演:卡尔海因茨·斯多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1974年首演作品《依诺里》(Inori)。晚期浪漫主义管弦乐的伴奏下,两位舞者在2.5米高的平台上舞出各种祈祷的姿态,将爱乐音乐厅变成跨越各种宗教信仰的礼拜堂。然而,这个大型的仪式只是斯多克豪森作品在今年音乐节上诸多演出的一部分,观众们还领略到了其他几部巨著,例如《接触》(Kontakte)、《循环》(Zyklus)以及他的早期作品《钢琴曲》(Klavierstücke)。

    此外,柏林音乐节还可以看到场面同样宏大,来自马提亚斯·斯巴林格(Mathias Spahlinger)的作品《旅程/风景》(passage/paysage)。这是一部很少上演的作品,其思想之深刻、内容之精致少有作品能出其右。通过这些高标准的节目我们可以看出音乐节艺术总监对艺术前瞻性的重视。同时,在一个并非以新音乐为焦点的艺术节上敢于去冒这个险,也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做法。但是,这一系列前瞻性做法中有一点上却完全没有做到:那就是性别问题。2018年,女性作曲家没有在任何一个音乐节上亮相。在活动策划过程中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这个错误,而这恰恰说明我们在这一领域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亟待讨论

    而其它地方则更加积极的对待两性平等问题:在达姆斯塔特夏季课程里,11个作曲委托中有7个分配给了女性。此外,其艺术总监首次决定在录取学生的过程中引入性别比例:女性学员比重争取达到50%。最后的结果是,女性的比例达到了42%。尽管差了一些并未实现既定目标,与上一届相比则有了显著的进步。

    之所以实现这一目标不能一蹴而就,只能分步解决问题,主要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男性人物一直在音乐界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在如今的音乐行业中,独立音乐创作者以及决策层里仍旧少有女性的身影。一段时间以来,该问题在音乐圈内引发了讨论和一系列的行动。鉴于此,2018年的达姆斯塔特暑期课程中也安排了很多会议与对话,其数量是空前的。我们能够观察到一个趋势,那就是很少有以音乐美学问题为中心的讨论。例如,有一个名为“整理碎片”的项目,多个艺术节组织参加,其目的是将策展实践中的性别、多样性、去殖民化、技术变革等问题联系起来。项目的一部分包括一场为期四天的会议,该会议的讨论议题是音乐业务的组织结构和等级架构。

讲述另一种故事

    柏林“三月音乐”( MaerzMusik)是参与“整理碎片”项目的音乐节组织者之一。这个项目尝试修正或者至少以批判的眼光重新思考西方艺术音乐界老的等级架构与价值体系。与2017年一样,作曲家尤里乌斯·伊斯特曼(Julius Eastman)的创作属于重点项目之一。伊斯特曼1940年生于纽约,一度过着与当时社会格格不入的生活。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白人和异性恋男性在艺术音乐舞台上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伊斯特曼作为一名非裔美国人和同性恋作曲家几乎无法获得任何发展机会。1990年,早逝的他在音乐界仍旧无人问津,其乐谱遗稿遭遗失,录音亦未出版。直到不久前,业界才逐渐开始重视伊斯特曼和他的音乐。2018年,“三月音乐”在伊斯特曼作品的发掘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还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艺术节之中,这个名字在新音乐领域中已经很久没有人听过,他就是特雷·塞米利茨(Terre Thaemlitz):1968年出生的美国艺术家。塞米利茨对外明确宣称自己是一位变性艺术家。塞米利茨作品的主要核心就在于拒绝固化性别认同:在多媒体表演中,他故意批判以两性为规范的世界观以及长期固化停滞不前的价值观。他几乎所有项目的特点都是大规模广泛使用文本材料。越是如此,其音乐越是能给人一种更加朴实无华、简单明了的感觉、然而,这是有其原因的:按照塞米利茨自己的话来说,音乐只是他文化与社会批判立场的一种媒介。由此可见,塞米利茨对音乐本身的态度是冷漠的。而恰恰是“三月音乐”将这位艺术家的作品作为音乐节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原因很令人费解。但同时,这或许也体现了目前发展趋势中的一个典型症状:担心仅仅依靠音乐会导致一事无成。

新无害主义与潜在颠覆性之对决

    幸运的是,怀疑音乐影响力的想法并非普遍观点。例如今年的多瑙埃兴根音乐节就以声音本身为中心。很多节目没有添加任何其他因素,完全专注声音体验。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批引人入胜、戏剧化色彩浓郁、声音细腻复杂的作品,例如马林·邦(Malin Bång)的管弦乐作品《暴动的碎片》(splinters of ebullient rebellion)、艾诺·柏博(Enno Poppe)历时一小时的作品:《广播(九个合成器)》(Rundfunk für neun Synthesizer)、米乐拉·伊威塞维奇(Mirela Ivičevićs)的合奏曲《白色事件》(Case White)。然而,其趋势也部分的朝着“新无害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伊万·费德勒(Ivan Fedele)、马克·斯特罗帕(Marco Stroppa),罗尔夫·瓦林 (Rolf Wallin)或者弗兰塞斯克·费丽岱 (Francesco Filidei)的作品。无论是管弦乐是否被用做电影音乐来烘托效果、独奏乐器作为技术精湛的额外“彩蛋”还是室内乐团作为如漂亮客厅壁纸般的装饰:对于很多作曲家来说,回归音乐语言本身,演奏出乖巧美妙且优雅的旋律是一种需求,而对冲突、挑战以及格格不入风格的追求则并不多见。

    在另一个领域,新音乐引发了一场政治波动,然而这完全不是新音乐自愿的:8月底,柏林当地报纸报道了德国铁路公司的一个计划,那就是在赫尔曼大(Hermannstraße)快轨火车站播放无调音乐。其目的在于以此来驱赶车站附近的酗酒者和吸毒者。之所以要播放无调音乐,是因为这种音乐与普通人的欣赏习惯相左,很多人听到后会觉得不舒服。很明显,德国铁路公司没有真正弄明白“无调音乐”这个概念是什么,即使是不考虑这一点,德铁的做法也无异于是在侮辱一种艺术。更何况当年纳粹分子将“无调音乐”恶意诽谤成“堕落音乐”,而距离纳粹的毁谤这种做法尚未过去百年。

    该报道很快在网上引发了公众的口诛笔伐(甚至美国的《纽约时报》也报道了这一事件)。不久后,新音乐领域的很多人物开始反击,且非常富有创意:一些广播电台的编辑和音乐学者致信德国铁路公司,询问是否有计划为此招聘作曲者;网上还出现了有关“德国铁路——无调音乐”(Deutsche Bahn Atonal)集会的虚假预告片。柏林新音乐组织呼吁公开举行抗议活动,德国铁路公司管理层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于是在“无调音乐,为了你和我(Atonale Musik für alle)”的口号下,赫尔曼大街火车站广场上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旨在向公众展示这里未来将会有怎样的氛围。当时有大批公众参加了这次活动,其踊跃程度也说明了一切。两天之后,德国铁路公司放弃了这一计划。究其原因,究竟是意识到了抗议活动会带来的恶劣影响,还是不想再树立更多的敌人,我们只能推测了。但是有一点我们能够确认——新音乐在这里强势证明: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具有争议和颠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