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柏林电影节博客 自我认同

今天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迫切,2017柏林电影节的诸多电影讲述的就是对于自身角色,自我认知,以及自我与他人分隔等问题的思考。这些柏林电影节博主来自不同的文化区域,那么他们的观感又有何不同呢?
 

Nathanael Smith 纳撒内尔·史密斯(Nathaneal Smith)— 英国约瑟夫·哈德(Josef Hader)执导并演出的参赛影片《野鼠》展示的内容情景让每一个评论人都能感同身受。音乐评论人哈德曾长年就职于一家维也纳报社,后来遭到解雇。他对此的反应很是悲壮:“我写了二十年的音乐评论,别的什么都不会。”此电影的内容缺乏内核,枝节却错综复杂,主题很快就消失殆尽。但是电影描述的情景却久久地盘踞在我的脑海之中。如今这个互联网时代,到处都有网络写手无偿发表评论,显然已经不再需要评论人了。影片中的这个情景刻画得非常完美,我似乎在银幕上也看到了我自己。这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一幕。

Philipp Bühler 飞利浦·布勒 (Philipp Bühler)— 德国: 约瑟夫·哈德的《野鼠》中的这一幕也一下击中了我。一位维也纳音乐评论人遭到解雇,之后他的自我认同就如同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其他行业的从业者也一定会对此深有感受。很多电影中的人物都会遭遇自我认同危机,有的自我认同受到威胁,有的受到震荡,有的会发生转变,也有的会更加稳固,但刻画得常常不太令人满意。很难想哪一部电影里没有自我认同的主题。这些问题的原因也在于表演、角色、观众之间的影响互动,也就是在于媒体自身。哈德的幽默很精彩,至于这种奥地利式幽默是不是能被非德语国家所理解接受,可就比较难说了。

Ahmed Shawky 阿默德·肖凯(Ahmed Shawky)— 埃及: 电影《希望的另一面》讲述的是自我认同,它再次证明了电影艺术是何等珍贵的礼物。阿基·考里斯马基一次又一次给观众带来惊喜和感动。在这部影片中,导演思索的是难民问题,其结果与我们以往看过的所有相关题材的作品都不同。

Camila Gonzatto 卡米拉·冈萨托(Camila Gonzotto) 巴西: 电影人的自我认同是什么?什么时候就会变成电影人?一些电影人认为制作短片是进入电影行业的开端,另一些人则把短片视为进行电影语言实验的空间。本届柏林电影节竞赛单元的短片有两大主题,它们涉及的题材多样,如被用于实验室实验的卡通猫,巴西布雷加音乐,手机拍摄的阿根廷牧马骑术表演等等。大卫·奥赖利的短片《一切》(Everything,爱尔兰与美国联合制作)就集中了所有这些可能性,刻画了一个覆涵万物的,原子、动物、星球、人类一切都息息相关的宇宙空间。该短片是一部互动电脑游戏的一部分,游戏将于2017年进入市场。

Sarah Ward 萨拉·沃尔德(Sarah Ward) 澳大利亚: 一个人眼中闪烁的光芒可以泄露很多秘密——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光芒可以散发出重新上路的坚决,同时也流露出深藏的恐惧、思想和情感。劳拉·施罗德(Laura Schroeder)的影片《堤坝》(Barrage)中的洛丽塔·莎麦(Lolita Chammah)的脸上就写着所有这一切。她在这部影片中饰演一位母亲,她把女儿(Themis Pauwels)留在自己的母亲(伊莎贝尔·于佩尔Isalbella Huppert饰演)家,一晃就是十年。她脸上一方面流露出对新生活的希望,企望和女儿建立新的关系,同时又对过往决定感到愧疚。在现实生活中,莎麦就是于佩尔的女儿,这让这部家庭剧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一位女儿在摆脱母亲的牵绊,但又在试图寻找她自己作为母亲的定位和自我认同。

Yun-Hua-Chen 陈韵华 — 台湾: 个人身份认同有很大的成分是通过与他人关系而来的,所以针对自我存在性的问题时,电影导演常常通过长篇对话力图达成理解。就像是黄惠侦渴望藉由了解她母亲的想法反思自身并重温亲情,在Lissette Orozco的《Adriana’s Pact》中,导演探询她最喜欢的阿姨过去的所为,这同时其实也是对于导演自己生命本源的寻索,以及对于如何与血液里恶的存在宽容共生的思考。《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Call Me By Your Name)的存在主义问题则是关于性取向的——我爱谁、什么是爱,以及如何优雅面对随之而来的喜悦和痛苦 。

Andrea D’Addio 安德雷亚·达迪奥(Andrea D’Addio) 意大利: 卢卡·圭达尼诺(Luca Guadagnino)导演的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Call Me by Your Name)讲述的是艾略(Elio,由Timothee Chalamet扮演)的自我认同。艾略17岁,有一个女朋友,这年夏天和她一起在意大利北部的海边避暑,艾略一家每年都在这里度假。艾略发觉一位协助他父亲做科研的美国大学生深深地吸引了他,面对此种发现,他没有退却,既未向父母也未向他崇高的爱情否认自己的欲望。他伸开双臂,投身于青春自有的种种激烈和刺激,当两人必须分手之际,他也必然要承受所有悲伤的重压。

Julia Thurnau 尤利娅·图尔瑙(Julia Thurnau) 挪威: 多数电影是由境况优越的白人男性制作——也正好也是那些掌权的阶层。他们拍摄的很多电影都在讨论自我认同。那些优越的白种男人敏感地思索着这个宇宙(《始于阳台》From the Balcony),他们想象女性如何反抗父系权势(《虎妞》Tiger Girl),缺席的父亲面对孩子如何辩解(《亮夜》Helle Nächte)。一小部分电影是由其他人制作的,女性、酷儿、和那些不能轻易获得资源、并向统治阶层发问的人。对于这各人群有一个专设的奖项,即泰迪熊奖。

Dorota Chrobak 多洛塔·克罗巴克(Dorota Chrobak) 波兰: 艺术家可以把所有的题材转换为艺术品。的的确确是所有的题材。如果一个艺术家决定和另一个艺术家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又会怎样?他的思想情感还能独属于他自己吗?还是会被另一个人窃取?《爱心》(Serce miłości)是卢卡斯·隆杜达(Łukasz Ronduda)的第二部影片,非常精彩地呈现了两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艺术家之间的种种纠葛。“你偷走了我的梦!”,苏珊娜·沃特克(Zuzanna Wojtek)在电影中喊道。这起初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逐渐丧失自我认同及独立性的人发出的绝望之喊。一个人最大的噩梦?你往镜中看去,却见到一张陌生的脸。

Pablo Lopez Barbero 伯罗·洛佩慈·巴蓓洛 (Pablo López Barbero) — 西班牙: 电影《普通女人》(Una Mujer Fantástica)描述了一个另类人士向充满偏见、与敌意的保守社会宣战抗争的故事。女主人公是一位跨性别者,饱受了故亡男友一家人的百般侮辱。面对攻击,她逐渐发展成一位勇敢独立的人。影片的末尾她变的比之前更强大,更自信,更有能力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只有受尽折磨才能变强大吗?可惜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