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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影展中的女性题材
在生活的琐碎中寻找自己的一点光

《hormigas》剧照
《hormigas》剧照 | © Betta films

快乐的女人都是相似的,而不快乐的女人各有各的不快乐。

作者: 陈韵华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也可以照样造句地说,快乐的女人都是相似的,而不快乐的女人各有各的不快乐。在Dieter Kosslick于2019年签署柏林影展致力性别平等的誓言的当下,我们也可以来看看选片里的几个女性角色刻画。

电影节的经典回顾单元用《记忆碎片》(Memento)的结构将两段顺序和倒叙的时间编织在一起,不正面描绘家庭暴力,只专注刻画女性身处家暴下的恐惧,而《Knives and Skin》对于约会强暴和家暴的再现,结合超现实美学、大卫∙林奇式奇诡荒诞和B级电影风格。《Goldie》里的女孩不快乐除了因为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到处依亲却无家可归,也更因为心仪一件昂贵的金色毛大衣,《Monsters》里的女人都到了家门口,却宁可坐在计程车里一整夜也不肯上楼,《Flesh Out》里的准新娘依照当地风俗得为了在婚礼上好看而被迫增肥,《The Last to See them》里被父权掌控一切的寻常人家里,母亲沉默地倚窗而立。短片项目中的《Entropia》则用动画流动的意象,诠释了女性在性认同上的压抑和解放。

而《El despertar de las hormigas》(论坛单元)和《Stitches》(Šavovi,全景单元)是我今年看的六十余部电影里面特别喜欢的两部,刚好都是以女性主角作为生命群像的切口。

《hormigas》剧照 《hormigas》剧照 | © Betta films

哥斯达黎加导演Antonella Sudasassi Furniss 执导的《Hormigas》里关注的是有口难言的小小艰难,虽然烦心事微小到像是无病呻吟的“第一世界问题”,可是桩桩件件的积累也让人对身为女人感觉厌烦,比如在中国家庭也一定会引起共鸣的婆媳问题、家庭财政、老公太懒怎么办、不想再生孩子却一直被亲友催生,或者,何时才能有伍尔芙笔下那“自己的房间”。

主角Isa与丈夫Alcides和两个上小学的女儿住在哥斯达黎加的小镇,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Isa的正面中近景,她忙着在外甥满月酒上准备蛋糕,手里握著奶油裱花袋,一球一球地挤在蛋糕边缘,然后在蛋糕中央排列十字架的形状。几个妯娌路过就一阵七嘴八舌,有的嫌十字架太粗,有的嫌边缘的奶油不够,婆婆一来,一声不吭地把裱花袋抢过来,在蛋糕中央的空间到处挤,然后丈夫晃过来,把哭闹的外甥扔到Isa手中,让她只得一只手抱着外甥,一只手继续挤奶油花。在这个静止镜头裡,一下就把大家庭裡的人物关系和情感张力拉开来了。

整部电影其实都是讲一些家庭琐碎,几个特写镜头里有桌上的蚂蚁,Isa和婆婆最大的冲突是因为婆婆从朋友那里接了女儿没跟她说,女儿时不时被蜜蜂蜇得肿了一个包,和善的丈夫偶尔在厨房提议要帮忙,却连刀叉在哪里都不知道。家中无大事,也没有值得大发火的事情,时时刻刻都只是细火慢炖。电影独到之处,就是在生活的琐碎之中,营造出看上去岁月静好,可是一切的静好都是建立在女人的自我压抑、全心讨好,而当女人起身拒绝压抑的时候,就是一个家庭被迫在惶惶无措中重新协商新秩序、新规则的时候。

影片《Stitches》剧照 影片《Stitches》剧照 | © Nika Fehmiu 影片《Stitches》剧照 影片《Stitches》剧照 | © Nika Fehmiu 塞尔维亚导演Miroslav Terzic执导的《Stitches》则以一位中年女性的忧郁脸庞特写作为起始点,她看上去很优雅得体,可是眼神流转之间总是露出不明的迟疑、困惑和若有所思。我们是从一系列生活细节的刻画拼凑出究竟是哪裡不对劲的:早餐的例行公事中她替不喝牛奶的女儿倒了一杯牛奶,吃完早餐之后准备了一个插了一岁蜡烛的蛋糕,女儿不愿意,便和担任夜间警卫的丈夫切了一起吃,临出门,习惯性地用手指把玄关镜子前面五斗柜上的马形瓷器从边缘推到里面。之后,她去缝纫工作室工作前绕道去了法医室,拿著一张多年前的证明想找具尸体,再绕道去妇幼医院的幼儿园看看玩乐中的孩子们。原来,她心上少的一块就是十八年前在妇幼医院出生之后被宣告死亡的小儿子,多年来连尸体都没见到,也不知道埋在哪裡。她到处奔走,警察明里暗里地威胁她,医院的女医师说,再闹下去就要把她送到精神病院,丈夫和亲姊妹也都劝她消停,被她长期忽视的女儿,早已跟她疏离的像陌生人一样。她这样为母则强的执拗在精准简约的电影语言里吊足了观众胃口,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不停建立各种假设,然后再推翻掉自己的假设,我们一路在脑海裡想着,到底发生了什麽?这个女人会不会精神真的有问题吗?她的孩子真的一落地就夭折了吗?各说各话的几个人里,是谁说了谎?

在种种小心埋下的疑团中,电影有序地推移,镜头的调控有度。他们生活的空间是灰蒙蒙的战后风格水泥建筑,没有上帝视角的鸟瞰镜头,大多数的镜头落在母亲的脸上,她的表演非常细腻,嘴角周围肌肉稍稍一牵动、眼神几次从对视到凝视远方空洞处的变化,就是她十八年来内化的明知不可而为之,清楚感知现实,可是拒绝全面妥协。 特写镜头里,母亲的手有时扭着手提包的背带,有时在缝纫机针头旁推着布料往上,她的脚则在特写里踩著缝纫机的踏板。拉开的远景里她沿著水平方向步行,母亲前半段的窥视和跟踪在后半段反转成女儿的窥视和跟踪,让女儿取代母亲的位置,在远景画面中沿著水平方向步行。

这是Miroslav Terzic的第二部剧情长片,就展现了惊人的细腻和情感的克制,果断地拒绝煽情的渲染和炫技的催泪桥段,专注在失望和希望两端摇摆的人母心情,愤怒和宽容在人性中的共存,个人与庞大腐败体系的纠缠。就连看似很难收尾的结局,也拍得让人心服口服,绝对是柏林影展年度最佳电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