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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里受访者的反客为主
交互式的戏剧性重建?

《重建于特岛》(Reconstruction Utoya)
《重建于特岛》(Reconstruction Utoya) | © Henrik Bohn Ipsen

作者: 陈韵华

交互式重新建构指的是用现在的眼光、充满自我反思地让参与者重新建构、演绎过去事件的情景。在纪录片里运用得法的话,是可以开启更加坦诚的对话、揭示那些被隐藏得很深的过往的,因为在重建的过程中,当初的经历、选择和行为,都可以用一种全新的、局外人的眼光重新审视。并非追求高度仿真,反而因为明知是建构、赋予受访者主动性,而翻转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二者之间的角色,多了一层自我指涉性(self-reflexivity)。于是我们观看的不只是过去事件的重现,而是这些人如何看待、重现过去、他们的记忆选择性地留下了什么、他们重看过去时有什么感受、是否有所牵悔。也许可以说,Joshua Oppenheimer的《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在2012年上映之后的成功与争议,加速了很多“重建系”纪录片的制作。这部电影让1960年在印尼虐待杀害共产党员的人们,重新用他们喜欢的美国电影风格演绎他们当年做的事情,他们强烈自我英雄化的呈现让人从背脊凉了上来。入选2017年柏林影展全景单元的《捉鬼》(Ghost Hunting)则是从相反的观点,以“被压迫者的剧场”(Theatre of the Oppressed),让之前被关押在耶路撒冷的马斯库比亚审讯中心里的人在依照原比例重建的大厅里,重新演出他们记忆中讯问的过程、监狱的细节和所受的屈辱。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也有一部完全以交互式戏剧重建为框架的电影:《重建于特岛》(Reconstructing Utoya),这是这一年来继Erik Poppe的《于特岛7月22日》(U: July 22)和Paul Greengrass的《挪威7·22爆炸枪击案》(22 July)之后,第三部关于于特岛真实枪击惨案的电影。这三部电影视角迥异,Erik Poppe单从女孩的第一人称观点出发,Paul Greengrass以上帝视角再现事件,而Carl Javér的《重建于特岛》则邀请当年岛上的四位幸存者,根据记忆,在黑色帷幕围出的剧场空间里,用白色胶带在黑色地板上贴出空间标记,然后像是“导演”一样指导一群青少年饰演自己和身边人们的角色,重新演绎当时他们面对枪手到处屠杀、仓皇逃命的经历,整个过程中现场随时有心理医师待命。

这三部电影各有各的问题,不过我觉得《重建于特岛》使用这种交互式重新建构手法是更值得商榷的。首先,这里所重建、传达的纯粹是幸存者面临枪手逼近的恐惧,而没有恐惧之外其他面向的思考,比如《杀戮演绎》除了杀戮本身,也诘问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人性中的恶,以及我们如何面对没有和解过的历史问题。更让人难受的是,《重建于特岛》并非由幸存者建构过往,而是一群与事件完全无关的青少年,这样的安排落入一种强行置入情绪的“表演性”,表演者的同情同理心是无庸置疑的,可是当他们像“演员”一样在镜头前进行角色扮演,或者被特写镜头捕捉到脸部表情的反应,都传递出导演刻意让电影更加戏剧化、更煽情的斧凿痕迹。

尤其,当导演在编排上刻意隐瞒一些细节,只为了营造悬念和制造惊喜,然后大量地使用手持摄影机拍摄参与者的特写,我们看到这群青少年在戏剧重建的过程中想像与表演出如果自己身处其中时感觉到的恐惧,他们时而落泪,时而因为知道幸存者的亲友没事而欢欣,而我们作为观者,看着导演为了电影的渲染效果而操纵参与者和观者的情绪反应,从头到尾都有一种身为导演共犯的罪恶感,在这场消费人间惨事、消费恐惧情绪的电影中,坐立不安。电影在结尾还试图用几个大大的集体拥抱,营造出一切都没事了的假象,掩盖掉关于社会议题的讨论和更负责任的思考维度。

《Talking about Trees》 《Talking about Trees》 | © Agat Films & Cie

Suhaib Gasmelbari的《Talking about Trees》里也有一小部分的交互式戏剧性重建,是几个老导演们自发地缅怀当年拍片的情景。这部纪录片里,七、八十来岁的四个苏丹老导演们聚在一起,他们都是苏丹电影小组(Sudanese Film Group)的成员,包括Suleiman Ibrahim、Manar Al Hilo、Altayeb Mahdi,和拍摄过《Hunting Party》的Ibrahim Shaddad。他们年轻的时候在俄罗斯、东德和埃及的电影学院留学,经历流亡海外的波折之后,想一起着手准备整修旧电影院。

《Talking about Trees》 《Talking about Trees》 | © Agat Films & Cie

老导演们兴高采烈地准备着,他们事必躬亲,自己粉刷打扫、印刷海报、在足球场进行电影市场调查、沿街宣传,放映过程中白色布幕往上回弹,他们就手动把布幕再拉下来。有时候电影院里来了一只绑着红巾的骆驼,在放映舞台的前面慢悠悠地踱步。几个老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欢声笑语不断,他们常常自嘲,也开着周围清真寺大喇叭的玩笑。停电的时候他们打电话请电信局抢修,电信局说他们排在第175号,他们大笑着说等到明天兴许变成200号、或者变成5号了呢。

有些话题就比较难一笑置之,譬如谈论到艺术家在苏丹的处境和他们之前遭受的折磨的时候。在一个夜晚里,他们从外面扛了一个大灯到阳台上,老导演蜷曲成圆筒状的左手成了摄影机,右手转动着想像中的胶卷,一起重建了当年一起拍片的一景。这些老艺术家们在现实中真的要拍片总是处处受限,之前拍的电影也被好几个苏丹政府都禁止上映,只好用“重建”来自娱自乐,他们的重建不只重新演绎过往,更是反射当今苏丹政治、社会、宗教强加的种种禁锢。他们也在狭小厕所里戏剧性重建了当年在监狱囚室里,水滴一滴一滴慢慢落在头顶上,把人逼到疯狂边缘的场景。他们不“重建”什么过往回忆的时候,几个夜间镜头里唯一的灯光是他们手中的手电筒,一派秉烛夜游的的畅快,而白天强烈日光下的电影院里,几排东倒西歪的铁长椅、几个斑驳的铁栅栏,都是倾颓的美感,他们总是乐呵呵的勇往直前,一颦一笑既心酸又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