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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再见 南屏晚钟》导演相梓的访谈

《再见 南屏晚钟》
© Acorn Studio

相梓的首部剧情长片《再见 南屏晚钟》有着精准细腻的影像设计,一方面毫不闪躲地直面几个中国社会里常常难以启齿的议题,例如同性恋假结婚、因为种种理由无法出柜的LGBT、邪教信仰、相互依赖又相互伤害的亲子关系,另一方面又隐隐透露出痛苦撕裂背后的温暖和理解,用一种很难得的黑色悲喜剧风格,交织出多维度的中国式家庭、中国式情感、中国式无效沟通。
 

作者: 陈韵华

电影里,旅居美国多年的黄筱萸和她的法国先生本杰明回到中国探亲、待产,她的父亲母亲已经失和了很长时间,母亲沉迷邪教,而父亲是无法出柜的男同志。成年筱萸对于家庭难解的情结与倒叙里的过往时光交替融合,她与童年筱萸对话的同时,也试图理解父母过去长期积累的怨怼和不甘。“和解”二字,说起来容易,里面却是多少割肉刮骨的艰难,才能让《再见 南屏晚钟》里的每个小细节都真挚诚恳地让人同情共感。
A Dog Barking at the Moon-2 © Acorn Studio 我们有幸与导演相梓畅聊一个多小时,以下是访谈内容。

是什么契机让你毅然开拍自己的首部剧情长片?

相梓:这要从一个失败的故事说起。在美国纽约电影学院毕业了之后,就跟我先生José结婚,然后搬到西班牙去住。我们第一个小孩是在北京生的,因为我非常想念中国的食物。接下来就在中国当一部网剧的执行导演,到了现场头几天才发现连水都没有,给工作人员的盒饭也不够,而且导演不太知道自己要什么,每个角度的镜头都想要,所以时间战线就拉很长,有一天拍了20小时,之后睡不到六小时之后又拍了一个22小时。导演后来因为对一个道具不满,竟然就走了,所以后来我也就不干了。当时就决定写一个自己的剧本,我先生也很支持我。我在两个礼拜内写完了这个剧本,之后一直反复修改,写了21个版本。
《再见 南屏晚钟》 © Acorn Studio 这是在你心里酝酿很多年的故事吗?

对,我2016年年底就写了一个大纲,投了几个创投,但是他们都没回复我,我也没拿到任何基金、投资,后来我就自己筹钱去拍摄,跟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然后把积蓄拿出来。主演娜仁花老师和南吉老师都非常喜欢这个剧本,他们都拿很少的酬劳来帮忙演出,也有很多我研究生时期的同学来帮我,都拿很少的钱,所有在成本方面控制地比较好。

你的电影里也提到跨文化婚姻,可以谈一下在美国、中国和西班牙各地工作时的跨文化体验吗?

虽然2006年在北京拿的是经济学的学士学位,不过大三的时候就接触到独立电影圈子,2009年9月就去北京宋庄栗宪庭电影学院学习了一个月的独立电影制作,之后用九个月的时间完成短片,我在这时候接触到很多优秀的独立电影人,包括王宏伟老师、应亮老师、杨瑾老师,我也学会怎么在第一部电影里控制成本,用很少的钱完成一部电影。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申请了纽约电影学院,我当时就是想要学怎么样更专业、更具体地拍片,不太需要念太多理论或电影史方面的东西。2011年1月1日去了纽约,那天下了大雪。很多文化差异反而是回到国内之后才发生的,是逆向的文化差异,回国之后觉得不太适应。在美国的时候,我记住的中国是非常美好的,因为当时是一个学生的状态,还没有出社会,待在象牙塔里面,觉得很多事情很美好,就是感觉世界充满爱的感觉。反而在国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去,这时候接触社会了,会发现记忆里那些美好的东西不是那么真实。
《再见 南屏晚钟》 © Acorn Studio 很多电影的小细节其实都是从你非常个人的经验里出发的?

对,尤其是关于邪教的这个问题,我本人有很多感悟。我十岁的时候我妈妈信邪教,当时98年,是法轮功的时候,我妈妈那边所有的亲戚都学这个。我当时就跟很多表哥、表妹一起看录像带,因为母亲、舅舅都在看这些,也要求妳跟他们一起看,然后还做一套操。98年前半年我拿春蕾杯全国作文竞赛的一等奖,当时我就知道我对写作还是有点天赋的,小时候就喜欢写一些打油诗之类的。后半年就是发生法轮功的事情,政府开始管理的时候,我知道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他的父亲有一天切腹,为了看里面有没有转法轮。当时很小也没什么判断能力,就开始发展到觉得如果你没有听李洪志的话就做得不对,就有点自虐的那种倾向。

政府开始管理之后,大家就上交了书跟录像带。但是我母亲性格上面比较容易被这种东西吸引,2014年的时候她开始信另一个邪教,包含我怀孕、坐月子的时候,还是一直有一些人来传教,电影的东西其实就是我生活中的东西。现实生活中我会很着急地去跟警察说,是因为我幼年的时候就经历过这些事情,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可怕的。我看到新的邪教又去荼毒年轻人的时候,觉得我作为一个公民,不能看着这样下去,就去报警,警察后来去了他们的活动点,我母亲回来就说你怎么能去举报人家呢,这是下地狱的果报,我们也有一些争吵,邪教这部分完全是我自己的经验。

很难得的是,你把邪教的部分拍得很喜剧化,或者刻意把电影与现实的距离拉开,例如在剧场舞台上拍开车的情景。是因为这个故事离你的生活靠得太近吗?

对,因为我觉得现实生活中这让我非常头痛,如果在创作的过程中,也继续弄成让我头痛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我自己都接受不了,所以我想把电影弄得比较喜剧化一些。因为你怎么样过生活都是过生活,你将就着过一天是一天,讲究着过一天也是一天,那不如就讲究一点,不要去弄得太过于压抑,太压抑的生活也过得不舒服。生活中即使是你母亲信邪教,还是有开心的事情,那么就把开心的事情投射到不开心的事情当中就好了,也是一个舒缓的过程。那个邪教的光盘我也听过,我也觉得很不合逻辑、很喜剧。

邪教的部分先开始构思,然后前后一些LGBT的框架才出来?

邪教的部分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我母亲对这个特别入迷。同志的议题是因为我非常喜欢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我父亲非常喜欢唱京剧旦角,是那种业余的喜欢,唱旦角的时候就会比较女性化一点,我母亲就不理解、不支持,会指责他、开他的玩笑、阻止他唱。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后来看了《霸王别姬》,特别喜欢,觉得不光是讨论性别的话题、性取向的问题,也是一个公民与自由的问题:为什么不能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社会环境造成的,所以我就把这部分也加进去,会比较艺术化一点吧。

因为你怎么样过生活都是过生活,你将就着过一天是一天,讲究着过一天也是一天,那不如就讲究一点,不要去弄得太过于压抑,太压抑的生活也过得不舒服。

自己独立完成的电影,有很多创作自由性。同时有哪些地方因为资金的问题,觉得比较遗憾的?

声音上面有一些遗憾,当时如果能够多花一、两万块钱找一个声音老师的话,我可能现在成片的状态会更好,后期可能可以花更少的钱。因为现场出现一些声音的问题,我必须在后期去补录,补录的结果就和当时我指导的表演方向不太一样。补录的时候我在西班牙,快要生小孩了,而且欧盟的居住证过期了,没办法回国,不得已只好让国内后期的声音老师去录音棚,我只能提前在纸上面写出来,他们看着当时初剪的版本去还原。但是这种东西是难以复制的,最后只能妥协。还有就是教室那场,有两个小女孩在讲八卦,后来就找了巴赛隆纳当地的小朋友来补录,但是影片是北方的口音,巴赛隆纳找到的小朋友家里是南方人,说南方口音。最后跟整部片的北方口音就有点违和。

女性影人真的挺不容易的,可以谈谈妳的经历吗?

我听过一个投资人讲过一句话,他讲的不光是电影行业,他说他绝对不会投资给女性创业者,涉及到结婚生子,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女性可能会放更多时间精力在家庭生活上面。我觉得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女性总是不得已,因为很多机会都是先给男性,才会给女性,女性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家庭生活中的责任。我希望将来会更好,我自己有两个女儿,希望以后会有更公平的环境。

我小时候父亲母亲就跟我说,你做为一个女孩子,要比别人付出多十倍的努力,才能得到跟别人一样的机会。高中以前学习成绩都很好,每次亲戚朋友聚会,他们就说,女孩子小时候成绩好不算什么,等到学到更深的数学的时候,他们就跟不上了,再大一点就说,到社会上还不是男孩怎么样怎么样。这侧面反应出社会对于女性成功的一种偏见,在你小的时候就给你一种压力,有些人会接受这种暗示,像我比较拧,你说我不行我就非要做给你看,到长大后我就觉得,不给我投钱没关系,那我就自己拿积蓄出来去拍这部片,倒要看看到底可不可以。

当时六月份要拍摄了,二月份发现又怀上了一个小孩,就是我的二女儿,很多朋友说,你还拍不拍?四个月大的肚子怎么拍?我说就是要拍。有人说等一年再拍好不好,我说不行,怀孕只是大著肚子而已,一年后我要抱着小孩、喂著奶去拍,更惨,而且小孩哭起来就没法录音了。当时我就决定必须在现场实行十二小时工作制,不想超时要有基本的人权,要有水、要有饭。制片主任是当时在美国的同学,也在中国工作了很久,他说美国那一套在中国不行。只有一、两天因为从北京南边六环转场到昌平那边,中途车程很长,所以就超时了,我们端午节还放了半天假,另外有一天我产检,上午没拍戏。很多时候八小时就完成了、十小时就完成了,工作人员还有时间理发,还可以吃宵夜,拍片之余还是有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开心才是创作,不想把大家弄到不开心。

拍摄完之后马上要生小孩了,就去了西班牙。我们大女儿在北京出生,所以我们想去西班牙生二女儿,就在那里做后期,正好是怀孕的后半程了,比较辛苦,做调色、声音、剪辑的时候,因为他们不懂中文,所以我必须在那边盯着。我十一月二十七日剖腹产,前三天还在忙声音、剪辑,产后七天之后我又重新回到后期的工作室再做混音的工作,还抱着小女儿一边喂著奶,她还不会很好地咬着乳头,所以很疼,一边疼一边跟后期声音、对话剪辑师和混音师一起工作。我跟他们说,在这一刻我意识到,我真的为这部电影尽了全力了。

可以谈谈电影的中文和英文标题(A Dog Barking at the Moon)吗?

中文标题“再见 南屏晚钟”是没有办法翻译成英文的,因为那首歌里面是有很多的含义的,比如催醒起我的相思梦啊,我匆匆走入森林中啊,森林一丛丛啊,只有树摇风啊,这样的标题只能换一个片名才能传递一部分的意思给外国观众,也是一个遗憾吧。我的英文标题是Jean Miró的一幅画,里面的狗在画面右方,月亮也在画面右方,可是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画左是一个梯子,对我来说这幅画表达的意思是沟通无效,狗可能想跟月亮沟通,可是月亮不想接受这个讯息,即使狗真的上了梯子离月亮更近一步,也不一定能够达到沟通最大的效果,没有人能够真正完全理解另外一个人,沟通之中也会有宿命性的误解,就像是片子里面一样。

现在很流行讲原生家庭,很多时候,在你试图解决原生家庭的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所以电影也是某种程度上写给母亲的一封信?

有一部分是,但另一部分是关于自我的治愈,想把自己多年的心结解开,我也不知道我母亲看到如果这个片子,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信仰邪教到底怎么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或者我们不管怎么沟通,她都不会放弃信仰邪教。另一个问题是,拍完了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以为是治愈了,可是其实是治标不治本,你只是治愈了你自己,可是新的东西又出现了。现在很流行讲原生家庭,很多时候,在你试图解决原生家庭的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这时制片及摄影指导José Val Bal 加入)

José Val Bal:在我们合作过程中,因为我们是夫妻,非常了解彼此,而且在前期制作过程非常紧密地一起讨论剧本,所以我们拍摄的时候可以很专注,并且很清楚知道镜头要放在哪里、想要什么样的光。因为我很了解她,知道她会喜欢什么,所以也可以决定一些灯光设计的细节。无锡的经历让我们离开了不适合的工作环境,让我们头脑更清醒,也让我们特别注重经营工作环境,所以我们19天的工作日里还腾出了放假的时间,每个人来工作都是开心的,他们也会主动帮我们考虑到一些问题。我自己身上有很多“本杰明”的影子,刚到北京五环的时候,是那里唯一的外国人,什么都不懂,有时候觉得人们看起来像在吵架,可是其实根本没事,经历了很多好玩的文化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