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夏埃尔·巴尔豪斯离世 “我是在电影院读的大学”

摄像师米夏埃尔·巴尔豪斯(Michael Ballhaus)改写了电影史。2017年4月12日,这位摄影师于柏林去世,享年81岁。2016年的柏林电影节中巴尔豪斯获得终身成就金熊奖,这位土生土长的柏林人曾与 歌德学院(Goethe.de)谈及他传奇的职业生涯。

巴尔豪斯先生,2016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为您颁发终身成就金熊奖。此次获奖对您有何意义?

它意义重大,40年来,柏林电影节一直与我密切相关。每次携电影作品参展,我都感到非常高兴。对我而言,这个奖为我对柏林电影节作出的贡献画上了圆满句号。

您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摄像师。与演员和导演不同,摄像师在德国很少会受到公众的瞩目,而您却首开先河。在您的职业生涯中,是否有哪一刻让您意识到您其实也受到广泛的关注?

八十年代我在美国和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等导演一起拍戏的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德国人在美国电影行业工作很不寻常。因为当时和我一样在美国电影界谋生的德国人还廖廖无几。

对职业的尊重举足轻重

您在自传《脑海中的图像》(Bilder im Kopf)中写道,自己在孩提时代其实极少看电影。您的父母是戏剧演员,曾组建一个小剧团,您就是在这里开始摄影师生涯的。剧团是否为您之后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学习天地?

的确如此。在剧团里我认识到演员作为职业的重要性,与演员相处时也小心翼翼地加以爱护。我对这一职业的高度尊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演员在镜头前也能够察觉到我的这种态度。

您萌生出当摄像师的念头,是在探访马克斯·奥菲尔斯(Max Ophüls)的《倾城倾国欲海花》(Lola Montez)的拍摄现场后,而这部电影是五十年代最前卫的作品之一。此后,您成为一名学徒学习摄影,并在电视台作了几年的摄像师。六十年代末,您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并在德国柏林影视学院(dffb)担任讲师。但您自己却从未进大学学过电影。

没有,我是在电影院读的大学。有段时间,我经常去看电影。有些电影还看过好多遍——例如,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轻蔑》(Die Verachtung)就看了不下八遍!影片里有太多精彩的细节,我迫切地想要发掘摄像拉乌尔·库塔(Raoul Coutard)的拍摄手法。我的另一个榜样是斯文·尼夫基斯特(Sven Nykvist),他是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的摄像师。他的镜头总能捕捉到人物眼睛的美妙绝伦。我始终认为眼睛很重要:它是心灵的窗户。

运动就是情感

除了斯科塞斯,人们还经常将您与莱纳·维尔纳·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联系在一起。七十年代,您跟随他一起拍摄了15部电影……

和法斯宾德一起工作——虽然艰苦,但的确颇有受益。我学到了很多,主要是:只要能跟法斯宾德先生打好交道,跟任何一名导演打交道就不在话下了!因为他这个人有点麻烦……

在拍摄法斯宾德的《深闺怨妇》(Martha,1974)时,您发明了著名的360度摄像机运动,也就是电影史上所称的“巴尔豪斯环绕”。在您早期的作品中,那些优雅的镜头运动就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从一开始,摄像机的运动就对我十分重要。我的座右铭是“运动就是情感”。使镜头移动起来,能够唤发观众内心的感情。

八十年代初,您去美国开拓事业。作为一名德国摄像师,美国人是怎样看待您的?

许多导演们认为,我观察事物的眼光与我的美国同行不一样。这是他们所乐于看到的。而且我敢于用非常快的速度和较少的预算开展工作。我跟斯科塞斯拍的第一部电影《下班后》(Die Zeit nach Mitternacht)总的预算才400万美元,而且只有40个晚上的拍摄时间。斯科塞斯在事业起步后,就没再遇到这样的工作条件了。我对他说:“马丁,我们每天晚上要拍15个镜头。我能做到,我跟法斯宾德就是这样过来的!”
 

充满感情的故事适合我

您跟斯科塞斯一共拍摄了七部电影,其中包括黑帮片《好家伙》(Good Fellas,1990)、《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2002)、《无间道风云》(The Departed,2006)。您有没有特别喜欢其中的哪一部?

是的,有一部:1993年的《纯真年代》(Zeit der Unschuld)。这也是我最喜爱的电影。

这是一部根据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的小说改编的通俗剧:它讲述了一段被社会习俗所拆散的爱情故事……

这种充满感情的故事就适合我。我们有非常棒的剧本和无可挑剔的条件:例如,米歇尔·菲佛(Michelle Pfeiffer)、薇诺娜·赖德(Winona Ryder)、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Lewis)都是出色的演员。而且拍摄场地和布景简直如梦如幻。当时的德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拍摄条件。

这部电影拍摄手段十分复杂,且制作精良。

是的,斯科塞斯和法斯宾德一样,都是非常注重画面感的导演。他会很准确地表达自己对镜头的想法,而我很乐意去落实他的创意。不过,描述一个画面与将其转化为现实,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拍了许多优秀的电影

您在拍摄《愚蠢的贝克兄弟》(Die fabelhaften Baker Boys,1989)时就认识米歇尔·菲佛(Michelle Pfeiffer)了。

我觉得这部影片很有意思:导演史蒂夫·克劳夫(Steve Kloves)不是个视觉派的导演。我读完剧本后,跟他讲了自己对电影的想法。他就说:“就这么拍吧,就照你想的去拍!”于是,我就可以自主决定画面的构成,这让我欢欣鼓舞。

这部电影的点睛之笔是当米歇尔·菲佛躺在翅膀上唱歌时,镜头环绕她转的那一圈。

这个环绕米歇尔的360度镜头……我在读剧本时就知道:这里必须产生如同做爱一般的效果——镜头必须围绕她转一圈!我把这个建议告诉了史蒂夫,他听了很高兴。米歇尔演得也非常好,这是她演员生涯最辉煌的时刻。

您曾与多位著名导演合作过,包括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还有沃尔夫冈·彼得森(Wolfgang Petersen)。您难道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亲自执导一部影片吗?

我的确有过一个感兴趣的主题,就是罗蒂·兰雅(Lotte Lenya)的生平。我花了几年时间跟踪这个项目,但最后因为一名德国电视台编辑的缘故没能成功。不过好在我也拍了这么多优秀的电影。像《纯真年代》这样的作品,今天的电影公司也许不会斥资制作了。我做摄像的时候,恰逢电影内容还处在丰富多彩的时代,这是我的人生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