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三伏天》导演乔丹·席勒 电影痴与中国通

《三伏天》
《三伏天》 | 导演:乔丹·席勒 (Jordan Schiele)

《三伏天》是纽约导演乔丹·席勒(Jordan Schiele)新拍的中国电影,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在电影中廉价夜总会的舞者露露跟着男友白龙一起一路找寻消失的孩子。乔丹·席勒真诚与我们分享他的多重身份认同,以及对于中国和中国电影的深沉情感。专访在中英文交杂下进行,是一次跨文化交流的美好经验。

为什么你的中文说得这么好?

  我在本科时期就开始学中文,然后离开美国到牛津大学密集学习汉语,也在那里的东方学院学习古典中文。然后我搬到上海,在那里住了一年。之后我去新加坡的电影学校上了三年学,也认识了很多说中文的朋友。再之后我就搬到北京去住了。我非常享受沉浸在中文的世界里,也常常和中国的朋友玩在一起。有一年我在湖南过农历新年,吃了百家饭,去了大概38家吃饭。在中国大家都很欢迎我进入他们的世界,我也真正爱上了这个国家。

这个关于年轻母亲丢了孩子的故事灵感从何而来?

  这个故事的原型是几个我在北京的朋友的故事,其中一部分灵感是来自于一个北漂朋友,她是个单亲妈妈,年纪大概跟我差不多。她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做两份工作,并且和她深爱的丈夫分隔两地,这些都是深具人性而又艰苦的人生经验,对这样艰辛的处境我觉得我比她还难过。在中国有一种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深厚情感,我觉得非常有趣。在美国,把日子过好就是事业的发展和生活的稳定,所以有很多人跟家人之间情感疏离,不受家人支持。可是在中国,家庭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即使是已经这么现代化的今天,大家还会围着餐桌,一起吃饭。另外,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我也是由女性一手带大的,就是我的妈妈和姐姐,她们非常支持我,某种程度上我也很可以理解这种情境。

你是如何看待自己作为美国导演、拍摄中国电影的?

  这个问题很好,我并不仅仅把自己看作是个美国导演。我在中国也许一直都是个外国人,一部分是因为中文太难也太美,没有办法完全掌握。其实我作为纽约人的身份让我接触了非常多不同的文化。纽约不只是个美国城市,也是个世界城市。很多纽约人看待身份认同的方式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周遭围绕着世界各地来的人。虽然我从来没有在纽约拍过电影,可是我在那里吸收了很多元素,像是颜色、味道以及文化。在中国作导演,我也继续吸收各种不同元素。我曾经住在胡同里,太喜欢那里了。我的中国朋友常笑我,说我是鼓楼老外和雍和宫老外的类型,我很喜欢走出大杂院,然后听周围人们的声音。那里有太多生活风味,人们有太多故事,住在那里是一生难忘的经验。

  现在我的心是属于中国的,虽然我还保有外来者的视角,对一些普通的事情还是感到很新奇,可是我身份认同中的一部分确实是中国的。没有某种特定的身份认同就是我的身份认同,因为我想要在电影创作中常保真实和真心。

你的电影感觉并不像是非中国人所拍的,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你好像对中国的交通工具很着迷。在《三伏天》里有各型各色的交通工具,从摩托车、拖板车、出租车,到火车和公交车。

  太棒了,很高兴你这么说。其实还有更多交通工具,剪接的时候拿掉了!中国是个充满活力的地方,这些交通工具也是原因之一。人们都一直都在移动中。当然这不是部公路电影,可是母亲这个角色必须使用各种方法和各种交通工具去寻找她的孩子。

你提到想要让你的电影看起来很真实。你所说的真实是不是也表示你拍电影的时候脑海中想着中国的观众?

  有很多外国人在中国拍一些并不是给中国人看的电影。基本上我希望这是个世界性的故事,可以在各个地方发挥影响力。我相信电影以及任何艺术形态都是一种文化交流,希望我自己可以成为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之间交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