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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城专栏:柏林
“盐从来不分国界”

泽赫拉·齐拉克在她的房间里
泽赫拉·齐拉克在她的房间里 | © Yves Noir

造访泽赫拉·齐拉克位于柏林舍恩贝格的家,这位来自土耳其的作家兼行为艺术家透露,她其实不屑于种族和国籍问题有任何瓜葛,更愿意人们把她当作柏林人看待。在这个家,她与造型艺术家于尔根·瓦尔特并肩工作,在营造诗歌艺术意境方面取得了与之不相上下的成就。同时,她的作品始终致力于打破民族主义的藩篱,尤其是她与自己民族的关系。
 

  鲜红的外套及口红:作家兼行为艺术家泽赫拉·齐拉克(Zehra Çırak)在自家厨房里与我相对而坐,她坐姿端正,颇具威严。她的房间全部由黑白二色组成。泽赫拉·齐拉克喜欢这种强烈的对比。不过,这让人感觉有点像迷失在维克多·瓦萨雷里(Victor Vasarely)的画作中——像进入一个迷宫:漆黑的走廊在昏暗的灯光下不知通往何方。泽赫拉·齐拉克的丈夫于尔根·瓦尔特(Jürgen Walter)已于2014年过世,他的造型作品就挂在墙上,或是站立在地板上。鸟头仿制品警惕地打量着我们这些到访者,迷你飞行器也瞄准了我们。毫无疑问,我们来到了一个既特别,同时又庄严而神秘的地方。

  1960年,泽赫拉·齐拉克出生在伊斯坦布尔。她年轻的父母在签订外国劳工招聘协议后,带着年仅三岁的她来到德国。一家人很快就在卡尔斯鲁厄落地生根。不久,土耳其对泽赫拉来说,就成了“度假的”国度。她的德语说得比土耳其语好。然而,父母那有朝一日能重归故里的夙愿,对这个成长中的女孩来说变得陌生。德国对她来说就是家乡。就在这里,在她18岁那年遇见了自己的真命天子——处事不拘一格的造型艺术家于尔根·瓦尔特,他颠覆了传统意义的家庭观念。“对我来说,艺术是全新的东西,并不是我成长的一部分。于尔根对我从事的文艺创作非常感兴趣,并给了我前进的动力。”她回忆过去,目光缓缓防低了些。她的丈夫曾扮演着众多角色,集丈夫、爱人、伴侣、同志、挚友、同事、战友、启蒙老师于一身。他们彼此形影不离三十多年,时至今日,失去他仍让她感到十分痛苦。泽赫拉·齐拉克和于尔根·瓦尔特是一对模范艺术家夫妻,他们与大多数所谓的艺术家伴侣不同,女方不仅仅是灵感来源或是充当秘书的角色,而是彼此平等。

  1982年,这对年轻夫妇从卡尔斯鲁厄搬到了柏林的舍恩贝格,搬进了这个家。更确切地说,这里是他们共同的居所、工作室、档案馆,以及他们努力工作和享受爱情的魔幻王国。现在泽赫拉·齐拉克仍住在这里,她把这里称为她在“柏林最喜欢的地方”。这个王国现在对公众开放(联系方式见本文结尾)。搬到柏林后,于尔根·瓦尔特和泽赫拉·齐拉克的艺术创作进入了非常高产的时期。他们二人紧密合作,举办行为艺术和诗画拼图展,这些作品几乎展出于全球各地。泽赫拉·齐拉克的诗歌或微型散文与他的造型作品和拼贴画以一种或多种方式进行交流:有时,于尔根·瓦尔特会将她的几行文字题在自己造型作品的底座上;有时,她会为他的展览做“诗歌导赏”,并在不同作品前驻足朗读自己与之相关的篇章。这些文字并不是解说性的,但是,在加入语言元素后,展品的价值得到升华。于尔根·瓦尔特的造型作品和泽赫拉·齐拉克的微型诗歌都旨在表现天马行空、怪诞、疯狂的主题——它们以文字和画面形式表达了最精彩直白的哲学幽默。泽赫拉·齐拉克喜欢简明扼要、简短的形式、悖论的、荒诞不羁、出人意料的深意和文字游戏。例如,在她的诗歌《一位女编剧和一名土耳其妇女的文字游戏》中,幽默地讽刺了那些针对认同感的成见:“有时我是 / 我自己戏剧性的土耳其妇女”。就连“城市-国家-河流(Fluss)”也成为她表述德国当下紧迫现实问题的文字游戏:“城市-国家-逃难(Flucht)”。

  幽默始终是泽赫拉·齐拉克和于尔根·瓦尔特之间的一道枢纽。由于德国人本身幽默感并不是很强,于是我不禁要问:“在您看来,土耳其式和德国式的幽默是否有区别?”我以为她的回答会把德国人说得很不堪,但并非如此。泽赫拉·齐拉克坚定地摇了摇头:“我的回答是:没有区别。”然后,露出调皮的笑容,说:“肯定会有土耳其人说,土耳其人有一种特殊的幽默感,是德国人根本比不上的。土耳其人就爱这么认为,觉得自己身上有别人不具备的特殊气质。”

  这就要说到土耳其人的话题。为此,泽赫拉向我讲述了她获得第一项文学大奖的经历:她在出版第一本诗集《飞行捕手》(Flugfänger)(1988)一年后,获得了沙米索文学奖。当时,这个奖项是罗伯特·博世基金会颁发给“用德语写作、却不是以德语为母语的优秀作家”(现在则是:“颁发给用德语写作、作品反映文化变迁的优秀作家”)。不过,为她致颁奖辞的时任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艺术家项目负责人兼诗人约阿希姆·萨托琉斯(Joachim Sartorius)却指出:“在她的所有作品中,‘土耳其主题’所占的比重非常小。”如果试图在她的诗歌和微型散文中寻找反映土耳其传统和影响的内容,将是徒劳。事实上,葡萄牙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ramago)和犹太裔德国女诗人希尔德·多敏(Hilde Domin)才是泽赫拉·齐拉克心目中的殿堂级人物。这时,泽赫拉·齐拉克端上一盘美味的土耳其沙拉,并告诉我,最触及她神经的往往是记者不厌其烦地问到关于她“移民背景”的问题:“作为土耳其后裔在德国生活的经历,这方面我从来没有写过,也绝对不是我的创作主题,今后也不会是,这都是别人强加给我的。”她说着说着,叹了口气。她不喜欢思考国家和民族这类问题。在一首诗里,她用简洁有力的句子回击:“盐从来不分国界”。

  在《双重国籍的寓意》(Doppelte Nationalitätsmoral)一诗中,她描写了经常在他人身上发现的矛盾:“红袜子上/新月里绣着白五星/鞋子黑红金三色 /有人觉得/这是热脚踩进了冷鞋里/对另一些人来说/不过是在鞋带这么长的一生中打了个双结。”但对她而言,不仅仅有这两种“鞋子”可供选择:在出自选集《象背上的鸟》(Vogel auf dem Rücken eines Elefanten)的早期散文《文化认同感》(Kulturidentität)中,这位女诗人明确表示:“我既不偏爱土耳其文化,也不偏爱德国文化。我活着是为了憧憬一种混合文化(…)。在理想情况下,我希望变成大象背上的一只鸟,在印度风情中入睡,然后做一个土耳其梦,梦见博斯普鲁斯海峡。”看着泽赫拉·齐拉克为我们的访谈专门准备的一桌菜肴,她又补充道:“在柏林的家里,我又希望让自己不断地尝到新月之国的味道。”

  现在,泽赫拉的态度更加明确了,尤其是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领导下,民族主义抬头的当下:“我不觉得自己属于土耳其民族——完全不觉得。也不属于生活在德国的土耳其民族。我觉得自己属于柏林人,属于德国,属于欧洲。就是这样。”泽赫拉·齐拉克看着别人的目光,透露出十分坚决的态度。在与我短暂的目光交流后,她稍稍停顿了一会,接着说道:“如果说要思考‘反思自己国家的历史’这样的问题,我想到的会是犹太人大屠杀,而不是凯末尔和奥斯曼帝国。很多出身于土耳其的人觉得自己做不到,因为他们的根在土耳其。但是我认为,即使我们的根在别处,也可以‘融入’到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过去。除了出生在土耳其,我跟那里并没有什么其他关系。但是我要说:我对土耳其这个国家,要比对其他国家熟悉一些,因为我经常和父母去那里玩,我们的亲戚住在那里,而且我也懂它的语言。”民族主义对泽赫拉·齐拉克十分重要,因为她作为作家会经常遇到“认同感问题”。她又补充道:“这里有很多土耳其出身的人,三十岁上下,大概可以当我的孩子。他们有的认为自己绝对属于土耳其,哪怕他们这辈子去过土耳其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她有些忿忿不平起来:“而这些人在这里却带着土耳其星月标志招摇过市!我觉得这种民族主义太可笑了。”

  她的目光在远处停留了片刻,又谈到了其他话题:她真正关心的,并且可以用到她的土耳其语的,是在学校开办写作班这件事。“我的学生中有80%都不是出生在德国。”泽赫拉·齐拉克点亮两支蜡烛,端来一壶茶,告诉我说。她能够迅速转换到用土耳其语交流,这一点使她能够更好地与那些“来自贫民区”的青少年相处。她说,只要“不是跟分数有关”,那些孩子就能发挥出惊人的想象力。之前,她曾开办过一门为期四个月的写作班,一共招收了十名学生,全部都是难民家庭的孩子。她说,这些孩子都对她敞开了心扉。她从孩子们身上了解到的点点滴滴,以及他们熟练掌握德语的程度,都令这位老师感到惊讶。去年秋天,这些孩子曾在“柏林剧团”登台表演,用德语朗诵她的诗歌作品。

  时候不早了。我们品尝着土耳其甜品和一壶香味浓郁的茶。我眼睛的余光看到于尔根·瓦尔特的一个鸟头作品正友善地看着我们。这里很漂亮,有着一种亲切的神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