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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胡根迪克撰写的《时代》书评
爆炸的神经细胞

托马斯·梅勒作家
图片:Dagmar Morath

托马斯·梅勒在《背向世界》一书中讲述了他的躁郁症,小说描述了他破碎的生活,读起来让人精疲力竭,是一部文学巨著。

人们很少带着复杂的羞耻感去阅读一本书。人们为自己内心的分裂感到羞耻,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被打倒在地,被踩在脚下,毛骨悚然又乐此不疲。人们为自己的偷窥欲感到羞耻,又突然感觉自己在上演情绪的主角和煽情的节目策划,不断地询问身边的所有人过得怎么样。人们感到羞耻,还因为他们确定这本书是一部文学巨著,但是可能这根本不是此书的本意,小说可能只是一次自我探索,但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个悲剧性的真实故事,只属于作者一人,与读者无关,也不需要评论家的喝彩。

本书作者是托马斯·梅勒,书名叫做《背向世界》,讲述的是一种读者大概完全无法完全体会的严重分裂和羞耻。这是生于1975年的作者的一部躁郁症编年史,分为三个躁狂-抑郁的部分。它讲述了人类本有的脆弱,讲述了一个人怎样变成行尸走肉,讲述了稍纵即逝的幸福和经久不息的痛苦,讲述了“脑子烧坏了的小丑”的岁月——每天像是他磨砂玻璃外所见的,每周都仿佛迷宫一般。更糟的是:他就是那个小丑,却又不是。

这又是一场疾病,这场大病让梅勒突然有一天就失去了自控能力。他是天赋甚高的奖学金得主,天才作家,著有《病人》(Sickster)和《肿瘤》(Raumforderung)等作品,在“哈瑞宝平民窟”度过了满是煤味的童年岁月,他大脑里的神经细胞爆炸,自视沦为“世界精神的牺牲品”。他在百货商场里突然想买个棒球球棒到柏林市中心去打砸(不过他最后只买了个篮球),他在火车上砸碎窗玻璃,因为他无法承受自己和世界之间的永不停歇的冲突,又在自恋的喜悦中相信已故的文学大师们就站在自己面前。

Berghain夜店里的毕加索

他在酒馆里看到福柯,在伍珀塔尔火车站的麦当劳看到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有天晚上在Berghain夜店碰上了他深恶痛绝的毕加索,往对方的裤子上倒了一杯红酒。他相信他曾经和麦当娜做爱,相信比约克在旁边的酒吧里只为他一人唱歌。“我是一部笨拙又傲慢的悲剧”,梅勒写道。在狂躁和精神异常期间,他面向世界的自我开始膨胀,一切都和他有关,以至于他相信“屋顶上的麻雀的确叽叽喳喳地叫着我们的名字”。符号的阴谋:街上川流不息的面孔、网上的文章、新闻、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的演说、“9/11”事件、甚至死了的独裁者——一切都在对他说话,在嘲笑他,一切都是传递给他的信息,为他而生。世界是由震撼性的符号合成的恐怖保证,同时又是仿佛只是为他而建的迪士尼乐园。

梅勒写到,白昼与黑夜就这样模糊了界限:奔跑、盗窃、叫喊、咆哮。电视总是开着。他终于进了精神病院,身处自封为“德国国王”和“堕落天使”的人中间,身处一个由目光构成,没有符号的监狱之中。在那里,梅勒学生时代学到的任何用讽刺构成的铁甲和文化理论都帮不到他。在这里,福柯、德里达,还有哪怕书中反复提到的特伦特·雷泽诺(Trent Reznor)的音乐都帮不了他。在梅勒眼里,唯一的康复希望就是“流逝的时间”,随着时间的流逝,他逐渐了解到自己身体中肆虐着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两个怪兽的战争:狂躁和抑郁。

接下来是住院、出院、“让人变胖的药片”、各种人名:想要留下的人,还有很多再次离去的人。梅勒有次坐在与世隔绝的黑暗中浏览自杀论坛,寻找合适的自杀方式。他很想“离开,但不能搞砸”。他在厕所里把头伸进绳圈,想着斯坦姆海姆(Stammheim)和红军派(RAF),脑子里还播放着Abba乐队的《Fernando》。他体验濒死状态,希望脖子上的痕迹后来不会被治疗师看出来。

“脱靶的扭曲”

这种令人备受折磨的自我发掘和见证,读来也令人备受折磨,也是因为托马斯对病症的描述高度凝练并带有强烈的自我认识,他称之为“失败的成长小说”。他的疯狂,他的“脱靶的扭曲”在书中从来都不是预言性的、抚慰灵魂的升华。这本书如此诚恳,如此残酷,以至于作者与病痛进行的徒劳的抗争并没有被表现为英雄的壮举,也没有将沉重的生活进行悲惨的、神秘化的加工,而是将它表述为丑恶而孤独的事件。这本书的极端性和对自己的强硬态度并不是文学上的作态。

梅勒描写了他在街头、夜晚、剧院排练、《文化晨间播报》节目和精神病院集体房间里度过的时而穷困潦倒并成了“笑柄”的破碎的日子,句中不仅满是疮疤,还常常赤嘴獠牙。他对九十年代的描写,“脸上闪着放射性光线”的MTV主持人,让人难以忍受的超市,还有柏林醉酒之人空洞的眼神,都具有德语文学中极为少见的解析锐度。《背向世界》从某种程度上也呈现了九十年代末和千禧年伊始时柏林的浮光掠影。

世界的官僚语言

梅勒描写他的狂躁期,将语言扩张到了自我认知的极限,试图重构他的“感官狂热”和躁狂留下来的记忆漏洞。而本书从这种意义上也可理解为作为记忆的写作。不过这不是打败过去性的自传,而是与作者已经遗忘——这种病带来的讽刺性的恩惠——而如今不愿再遗忘的时光所产生共鸣的写作。他的语言是暴怒的、受伤的,是恶毒的、易怒的、高涨的,而因此也高度自制。而且人们可以感受到,他的语言似乎是由一种不安所承载着,试图在文字和修辞中找到立足点,这种不安不仅要将病痛暂时拒之门外,而且也在寻求某种持久的事物,某种在下一秒就能在他脑中爆发的混沌中仍然可以持续有效的事物。

此外,这本书中还有很多不那么强大的句子,不足以强大到让自己抗拒孤独、悲伤、疲惫和破坏性的愤怒:“我坐在那里,是一个物体。我不再属于人类,而是成了没有生命的物体。”在第三次发病临近尾声的时候,他没有住处,没有银行账户,被债务和文件所包围,成为了世界和官僚文件所纠缠地对象,他的语言听起来就像理智对疯癫所说的一段刺耳的独白:延期付款的申请、提供服务的合同、案例管理报告、救助申请、费用承担表格。

固定措施。诸如此类。

梅勒写到,他想象不出还有比躁郁症更加令人羞耻的人生,而这本书讲述的是羞耻、懊悔以及压抑所致,居无定所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既不在家中也不在屋外。“这个病夺走了我的家。现在这病就是我的家。”这种病是托马斯·梅勒的人生悲剧。我们在本书中可以读到他的人生,一个令人精疲力竭的文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