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仇恨
上海，最后的避难所：2万多犹太难民如何躲避大屠杀又如何得救?

“犹太人上海流亡史”经历漫长时间的沉淀后终于在德国的回忆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作者: 罗梅君教授（Prof. Mechthild Leutner）

    一开始是那些幸存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们的经历成为德国回忆文化的一部分。同时，这中做法也得到某些学者的支持，他们将这段历史融合到德中关系史之中开展研究。

    2002年，文集《流亡上海1938-1947：流亡中的犹太生活》（Exil Shanghai 1938–1947. Jüdisches Leben in der Emigration）出版，是德国首次以同名学术会议命名的研究成果。苏娅·米尔贝格尔（Sonja Mühlberger）1939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德国流亡家庭，也是本书的出版人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起，米尔贝格尔和其他有相同经历的“上海犹太人”共同致力于重新梳理这段流亡历史。2001年，德国柏林犹太博物馆成立，“犹太人上海流亡史”展就直接安排在了固定展区。犹太博物馆馆长米歇尔·W·布鲁门塔尔（Michael W. Blumenthal）一家也曾在1938年流亡上海。中国除了组建相关研究机构外，2012年还在上海摩西会堂旧址成立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这些历史记录都提高了世界对于犹太人上海流亡史的关注。

    当时的上海曾一度是“犹太普通百姓”最后的避难所。身份普通的犹太人因为种族主义或政治原因遭到迫害，他们没有海外关系或足够的财力，或不具备急需的职业技能而无法提早逃离他们的国家。很多奥地利犹太人是在1938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之后才开始逃离纳粹的魔爪，很多德国犹太人则是在1938年11月，屠杀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发生之后才拿到中国签证，这在当时是唯一一个避免被送进集中营的方法。

    1938年7月，埃维昂莱班会议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各国本该达成接纳犹太难民的方案，但是最后却无果而终。当时的上海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也不需要护照就允许进入的地方（根据中国当时和欧洲国家之间的条约，签证只在订票离开欧洲时才是必需的——译者注）。虽然上海自1937年起就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区，但是这里还有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租界地，这些地方尚未陷入日本法西斯之手。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仍然控制着中国的内陆腹地，纳粹德国在1941年以前仍然在外交上承认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国民政府驻外使领馆也是为了宣誓主权，仍然为整个中国，当然也包括上海发放签证。而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大救星！整个流亡史涉及超过2万名犹太人，他们主要来自德国和奥地利，1939年以后还有来自东欧地区的人加入进来。这些犹太流亡者一开始乘船逃到中国，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后，则改为乘坐跨西伯利亚铁路线，过程一直持续到1941年。流亡者中还有50名立陶宛培养“拉比”的犹太神学院学生，他们在外国领事馆的帮助下来到上海。

    一开始，大部分人将上海视为中转地，等待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发放签证。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穷困的农业国，特别是还处于战争状态，很多中国其他地区难民也逃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就已经是一座大都市了，在经济文化上引领时代潮流，充满了活力。尽管生活条件艰难，上海仍然能够为这些欧洲流亡者提供工作机会，满足他们的社会文化生活需求。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非常清楚，他们不仅不会得到德国外交部门和纳粹党驻上海机构的帮助，后者还要主动与他们划清界线。

    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只能依赖当地已有的两个犹太群体的帮助：白俄罗斯犹太移民，通常经营一些小买卖；此外还有巴格达犹太富商，他们19世纪中叶开始发迹，财力雄厚，为难民提供了慈善援助，并为教育界提供帮助。此外，美国犹太组织“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JDC）”也伸出援手，为难民建立住所、提供药品、饮食和衣物。这是因为犹太难民在逃亡过程中不允许携带值钱的东西，甚至连钱都不可以带，只允许带必需品。有劳动能力的人逐渐通过从事各种工作保障了最低生活水平并找到了住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国际租界也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区。这时候，上海的犹太难民终于清楚地意识到，离开上海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们开始融入当地的生活，建设有欧洲特色的公共场所、举办文化活动、开设咖啡馆、出版德文和英文报纸以及加强与中国社会之间的联系。

    犹太难民中还有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暗中帮助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反抗日本的侵略。除了英语，一些难民还学会了汉语，并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中国民众当中并不存在任何反犹主义思想，而且犹太人和中国人的处境之艰难又颇为相似。日本早在1936年就和德国缔结《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成为盟友，犹太难民和中国人都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1943年开始，日本和德国的盟友关系给上海的犹太难民带来了新的灾难：纳粹德国敦促日本将上海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理由是为了反谍报。当然，出于担心自己在美国的侨民会遭到报复，日本并没有这样做，但是还是强制这些1937年开始在上海定居的难民们搬到中国人居住的城区——虹口。这里也被称为“虹口犹太人隔离区”（也叫“隔都”——译者注）。尽管遇到了反抗，但是强制搬迁行动还是付诸实践，整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44年为止。日本侵略者成立了“上海无国籍避难民处理事务所”，并对犹太难民进行严酷的统治，例如实行保甲制度：将居民分成10-100人的群组，各个组负责执行管理者的命令，有违令者，将遭到严惩。惨遭逮捕的人经常被关到有虱子的牢房。因为虱子携带有伤寒病菌，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被关进去就意味着死亡。这些恶行的代表人物是一个日本人，叫合屋（一说“合谷”——译者注），此人反复无常，暴虐成性，因而在当地臭名昭著。

    对于几乎所有难民来说，强制搬迁使他们不得不在更为严酷的处境下求生存。很多人失去了生活来源，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本来就短缺的物资。虹口区10万多中国居民的生活条件也在不断恶化。尽管如此，还是有数不胜数的中国居民向犹太难民施以援手。

    在二战即将结束之时，美国轰炸机炸毁了位于虹口的日军无线电站和军火库。很多中国平民和数十名难民在轰炸过程中遇难，此外还有更多人受伤，一些房屋也被摧毁。在这一时期，难民能做的也只是等待战争的结束。然而，由于食物短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他们的生活条件更加恶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9月。虽然此时日本已经投降，但是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也使他们的处境无法很快得到改善。除了解决生存问题外，难民还面临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未来该去何去何从。大部分人并不想回到德国或欧洲，也不想留在中国。因此，他们又开始寻找能够接收自己的国家以及前往那里的途径。

    在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的帮助下，第一批犹太难民于1947年离开上海。离开上海的犹太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约500人回到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共同参与建立一个反法西斯国家。大部分人移民到了澳大利亚和美国，也有一些去了南美洲。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随后接收了老人、病人等不符合其他国家接收条件的难民。1949年以后，难民中有几百人选择仍然留在中国，他们有了自己的事业，有的还有了中国伴侣。尽管生活环境艰难，上海依旧是他们所有人的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