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仇恨
对于遍布日常生活里的各种种族歧视“小动作”,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 Clark Young

开口说巴伐利亚方言;格外严格的老师;认真观察警察的一举一动:对于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种族歧视情况,四位受访者讲述他们的应对方法。

作者: 汉娜·艾尔—希塔米(Hannah El-Hitami)

    在德国,有色人种族群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遭遇种族主义歧视。所谓日常生活中的种族歧视包括接连不断地被警察盘查,或者是在求职或租住房屋的时候,被冷眼相待,除此之外,还有某些话语,尽管说话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妥,而实际上它们充满了种族主义意味。比如,当一个在德国土生土长的有色族裔被问到他(她)“真正的”故乡在哪儿时,或者,当他(她)被称赞 “你的德语真是棒极了”的时候……诸如此类的说法可能向当事人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你和这儿的一般“正常人”不一样,你是个另类,事实上,你不属于这里。

    对于遇到过这些情形的人来说,他们很难证明他们是因为自己的种族而被“特别”对待的;特别是当这一类话语或行为并非出于恶意,而只是在无意之间造成伤害的时候,则更难以确认其中是否具有种族主义意味了。那么,当事人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对此,我们采访了一些人——他们或是直接的当事人或者是反对种族主义的盟者,请他们讲述自己是如何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种族歧视的。

当我用巴伐利亚方言对他们做出回应,会把他们吓一跳,有些时候,他们会为自己的话向我道歉。

法迪·N.*,经营杂货亭的店主

    我以前是一名电工,那个时候我有个同事是巴伐利亚人。因为好玩,我们会经常用巴伐利亚方言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能够很快地掌握德国各地的方言。我说得最地道的方言是巴伐利亚话、施瓦本话,还有汉堡话,不过其他地区各种各样的方言,我也能鹦鹉学舌般自然而然地模仿起来。一段时间以来,我利用自身的这个特长来保护自己,不让他人对我做出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评价。

    特别是在商店这样的环境下,我经常会遇到一些令人不快的情形:人们会因为我的有色人种面孔,而傲慢无礼地对待我,或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在这种情况下,当我用巴伐利亚方言对他们做出回应,会把他们吓一跳,有些时候,他们会为自己的话向我道歉。我想告诉人们的是,我们都是一样的,别无区别。

    但是,总是用各种方言与人交流,也时不时地会让我遇到另外一个难题,那就是实际上我一直在伪装自己,并且将自己真实的身份认同隐藏了起来。这种做法就像我在自己和他人之间竖起一道墙,它同时也阻碍了进一步的深入交流。比如,当有人问到我的家乡是哪里的时候,我会反问他们,这有什么关系吗。也就是说,我开始用针锋相对的态度向他们做出反击。但是,如果我能够以巧妙的方式对他们做出回应的话,也许会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自身的态度有问题。经常有人向我摆出一副好为人师的架势,对我说一些诸如“我们德国这儿……”之类的话,这个时候,我就会回答说:“我住在这里已经40多年了,不需要你来告诉我我生活在什么地方。”

 

当白种人谈论种族主义的时候,人们通常会认为他们在就事论事、很客观;相反,如果是有色人种讨论这些的时候,人们就会觉得他们过于情绪化。

阿帕娜·博恩特(Arpana Berndt),作家、大学生

    当我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种族歧视或者观察到这类现象的时候,虽然会对此发表意见,但是我并不一定让自己站在事件的风口浪尖,或者让这些情形为自己带来麻烦。我在我的照片墙(Instagram)账号里,记录了自己在平日生活里遇到的种族歧视经历。通过这种方式,我将这些个人遭遇的中心向外延展了一些,这不再只是关系到我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于德国的普遍问题。比如,我在一个连载系列里讲述过,为什么我要用“白人男子”这个概念,还有为什么这个世界不存在针对白种人的种族歧视。

    在一次专题研讨课上,我的老师用了一个特别具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化名”来指代有色族裔。当我对此提出质疑、表示我们不应该不假思索地随便使用这类符号时,我的老师打断了我的话,并且说,我对这个词大做文章,纯粹是一种神经过敏的反应。当白种人谈论种族主义的时候,人们通常会认为他们在就事论事、很客观;相反,如果是有色人种讨论这些的时候,人们就会觉得他们过于情绪化。

    我想和人们探讨具体的情况与细节,但在大部分时候,谈话却总是变成各种讲大道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反复强调自己的初衷,但是却没有任何进展。在照片墙中,我有机会将自己的想法完整地表达出来,而不会被某个白人打断、然后由他来决定谈话的方向。

他们的出身、他们的长相、他们的肤色、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些都会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而学校应该对他们做出补偿,不要再为难他们。

安瓦尔·M.*,小学教师

    我担任一个班级的班主任,这个班里所有的学生都有移民背景。我的许多同事对这个班级的态度是:千万别对这些孩子做过高的要求,对于他们在学习上每一个小小的进步,我们都必须给予褒奖。这背后其实隐藏着这样一个预设,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来自移民家庭的儿童和青少年无法顺利地在这个世界生存、成长。他们的出身、他们的长相、他们的肤色、他们的宗教信仰,这些都会成为他们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因而学校应该对他们做出补偿,不要再为难他们。

    但是,我的做法却与同事的态度完全相反:我在课堂上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因为一旦他们离开学校走上社会,他们马上就会发现,人们会更加严苛地盯着他们的每个举动,而他们必须具有更强大的内心世界、也要有更多的忍耐力。

    我作为一位有色人种教师,也同样需要这些。我的同事们经常擅自赋予自己一些权力,从而对我的课程指手画脚。比如说,当他们经过我的课堂时,会停下来观察一会儿,然后向校长汇报说,我对我的学生要求太高了。作为一名穆斯林教师,我也像被放在放大镜下一般被全校老师仔细观察。不过,另一方面,通过我这样一个例子,孩子们会发现,阿拉伯人并不像电视里演的那样个个都是匪徒,相反,如果人们有足够耐心的话,是能逐渐改变某些观念的。

 

当我从外部向有色族群提供帮助的时候,部分改变了现有的状况,因为那些被警察盘查的人就不再那么孤立了。

卡伦·M.*,记者、社交媒体编辑

    我曾经住在汉堡的圣保利街区(St. Pauli),在那里我看到有大批大批的黑人男性即便在没有任何嫌疑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接受警察的检查。我从来不知道应该怎样面对这种情况,因为那些事充满威胁性的情境,而且警察人数众多。为此,我参加了警察种族主义暴力受害者运动(KOP,Kampagne für Opfer rassistischer Polizeigewalt)团体所组织的工作坊。我想从中学习,我拥有哪些权利,当事人又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当我介入到相关事件中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而不是帮倒忙,反而让所有人都变得更窘迫。

    我一直牢记在心的是,在事先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应该贸然插手。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不由分说地开始扮演“白人救世主”的角色,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先问问当事人:“我可以帮你什么吗?”第二个关键的要点是:不要冒犯警察!当人们开始向警察发难的时候,他们针对被检查者的攻击性将会变得更强烈。

    当我从外部介入,当下的状况就改变了,因为那些被警察盘查的人们不再孤立。接受警察检查的人群与过路人之间的界限因此被打破了。与此同时,警察也会注意到,有人正仔细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