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仇恨
世间万物,其来有自

美国反华的漫画(1878年)
美国反华的漫画(1878年) | © George Frederick Keller via Wikimedia Commons

Everything, everyone begins with home.
Tián Xiǎofēi 田晓菲

作者: 许俐雅(Lea Schneider)

    我是在科隆艾伦菲尔德区长大的。我从家出发,沿着五号线的方向走五分钟,拐过两个街角,就来到了塔库路与伊尔蒂斯大街十字路口。曾经有好几年时间,每天早上7点35分我都会骑着自行车准时赶到这个路口,然后在这里等一个同路的小伙伴一起去上学。

    塔库路(Takustraße)得名于汉语地名“大沽”旧时的德文音译。大沽(按照现代汉语拼音方案通常写作“Dàgū”)位于港口城市天津市郊,地处海河的黄河入海口,在其后方,沿海河溯流而上160公里,即可到达北京。大沽同时也是首都北京唯一的入海门户。几百年前,这里曾是大沽口炮台的所在,沿海河两岸分布有大大小小二十五座炮台。1900年6月17日,这些矗立了四百年之久的防御工事在欧洲坚船利炮的强大攻势下灰飞烟灭,而在所有参战炮舰中最赫赫有名的,便是德意志帝国的陛下之舰“鸡貂号”(S.M.S.Iltis)。所以,科隆艾伦菲尔德区的伊尔蒂斯大街(注:“Iltis”一词在德语意为鸡貂)并不是以动物来命名的,而是得名于一艘曾经参与过侵略战争的德国战舰。

    1900年陛下之舰“鸡貂号”之所以驶入海河,是因为野心勃勃的德意志帝国一直在觊觎“太阳下的一席之地”。自1842年大英帝国在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取得”了第一批所谓“租界”(即缩微版的殖民地)之后,德国社会的精英群体一直呼声不断,要求德意志在其中分一杯羹,这些呼吁者中包括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当时他作为德意志协会主席对占领中国市场的必要性极尽渲染,甚至将其上升到事关德意志帝国生死存亡的高度。

八国联军与中方军队对战
八国联军与中方军队对战 | 公有领域 via Wikimedia Commons
    德意志帝国早在1897年就以借口出兵占领了青岛港,将方圆几平方公里的土地连同生活在其中的八万三千人口一并划入租借地,宣布其为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一部分。而“模范殖民地”这一命名则意在表明,一向以严谨细致著称的德国人在殖民开拓方面要比其他列强更具优势。

    中国国内掀起反帝反殖民运动之后,欧洲列强向中国派出了所谓的“惩戒考察团”。为了给即将远征东亚的德国军团鼓舞士气,德皇威廉二世还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Hunnenrede),扬言“不留一个战俘,格杀勿论![……]愿德意志的名字通过你们以某种方式在中国留下千年印证,从此再没有一个中国人胆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当年走在上学路上的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甚至也从未在课堂上学到过任何关于德国殖民侵略的历史知识。直到多年后,当我为写作《中国制造》一书查阅德中文化交流史的相关文献资料的时候——顺带提一句,与大多数德国人对中国这一“大国他者”的想象相反,这段历史要追溯到几百年前——我才费了很大力气将这些史实搜集整理到一起。新冠疫情爆发后,许多网友都对德国国内貌似骤然掀起的针对亚裔的排外主义浪潮感到诧异。而事实上,恐华情结长久以来一直是我们思维定势中不言而喻的组成部分,我们早已对这种东西习焉不察,以至于它一直以一种不为人知的方式隐藏在我们的路名和童谣里,隐藏在狂欢节“涂黄脸”(Yellowfacing)的文化习俗里,以及从《图片报》到“今日主题”(注:德国电视一台的一档夜间新闻评论节目)的大量关于中国的媒体报道中。

恐华情结长久以来一直是我们思维定势中不言而喻的组成部分,我们早已对这种东西习焉不察。

    恐华情结之所以无处不在,与德国和欧洲思想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时至今日,倡导个体之理性与自决的启蒙主义理念还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法律与文化习俗,而与此同时,这一理念也是在与中国等“他者”文化的区分中逐渐形成的。在黑格尔等西方近现代著名思想家的想象中,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史之外”的“他者”,以从众、驯顺的文化心理而著称的中国人则始终处于被奴役的状态。日后在此心理图像上建立起来的欧洲文明优越论于是宣称,欧洲人有权对中国以及其它“落后”民族进行殖民,以便此等落后民族均可分享西方的“文明与进步”。直到今天,我们每天都能在关于中国的媒体报道中看到这种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幻觉的各种升级版本,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中国人无异于一群被洗脑的政府顺民,既没有任何行动力,也对行动力这种东西漠不关心。

    而最初作为一门殖民主义专业建立起来的德国汉学也是上述启蒙主义精神遗产的一部分,其研究目的主要在于对中国进行控制。最早一批设立了汉学专业的研究机构中包括汉堡殖民主义研究所,即今日汉堡大学的前身。而从最近接连爆发的排华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与正视和反省德国历史上的殖民主义暴行还相距甚远。就连《镜报》(Spiegel)这样的所谓严肃媒体,也一仍其旧地在新闻标题中正常使用着诸如“黄祸”这样的字眼。“黄祸”这一概念是由俾斯麦的党羽,作家斯特凡·冯·库策(Stefan von Kotze)等人在二十世纪初最先提出的,其目的则在于煽动社会上的仇华情绪,为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侵略提供理论支持。

    上述种种无不是充满了暴力的历史。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的历史,即德中两国间的友好交往、作品译介,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持续数百年的交流与对话。这些历史事实并非与殖民侵略互不相关,更谈不上清白无辜。但我们却可以选择把这部分历史同时也讲述出来,以便揭开将中国视为“大国他者”的恐华情结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建构的本来面目——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