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仇恨
种族科学的不幸回归

Karl Ernst von Baer 1862年制作的19世纪典型的关于人种的分类谬论
Karl Ernst von Baer 1862年制作的19世纪典型的关于人种的分类谬论 | 图片(局部)via Wikimedia Commons

尽管种族科学的拥趸宣称,他们站在令人不悦的“真相”一方,但这依然无法改变种族科学的谎言本质。

作者: 加万·埃文斯(Gavin Evans)

    一群宣称捍卫真理、反对无知的人们正在复兴曾被彻底揭穿的“科学”,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荒谬之一。一小群人类学家、智商研究员、心理学家和专家,认为某些种族的智商天生高于其他种族,并对此大肆鼓吹。他们将自己描绘成高尚的异见者,为令人不适的事实发声。令人惊讶的是,在边缘和主流媒体的共同作用下,这套理论被新的人群所吸收,成为种族优越论的有力证据。
 
    所谓的“种族科学”,尽管大多数时候与“科学性的种族歧视”无异,其观点主要在于宣扬种族与智商的关联性。种族科学家们认为,不同种族群体的社会差异——例如人均寿命、教育资源、财富水平、入狱率,均有着生物进化的基底,他们中许多人更是将黑人在这些社会问题上的处境归咎于他们的天生智力水平逊色于白人。
 
    近年来,尽管各类学术研究不断揭穿种族科学的真相,却依旧阻止不了它复兴的趋势。种族科学众多的坚定拥护者,如今多为另类右翼(alt-right)明星——一个擅长运用伪科学为种族民族主义政治“正名”的团体。如果你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智力的局限性,自然容易得出自由派平权运动、国际救援等解决方案皆于事无补的结论。
 
    右翼份子为种族科学摇旗呐喊的事件最近屡见不鲜。2016年7月,时任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主席、后来担任特朗普的首席战略官的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在其撰写的文章中表示,一些遭到警察枪击的黑人是罪有应得,“毕竟这个世界上有部分人天生攻击性强且有暴力倾向”。班农此番言论响应了科学歧视论中最为丑陋的论点之一,即黑人的基因决定了他们比其他肤色的人种更容易卷入暴力事件。
 
    种族科学复兴背后的始作俑者之一,是前《纽约时报》科学记者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近年来活跃于主流视野的人物。2014年,他撰写并发表了近二十年来关于种族科学最为臭名昭著的作品《麻烦的继承者:基因,种族和人类历史》,他在书中重申了种族科学的三个陈旧观点:“种族”概念对应着不同人类群体的深刻的生物学差别;不同的种族在人类大脑进化方面存在差异;后者已经被不同种族智商平均值的差异所论证。
 
    此书出版后,引发了139位世界领先的人口基因学家和进化理论学家在《纽约时报》联名发表公开信,谴责韦德对其领域研究的不恰当挪用,一些学者更是提出了考证详细的批评。芝加哥大学基因学家杰里·科恩(Jerry Coyne)将其描述为“糟糕透顶的科学”。当然,右翼群体中不乏韦德的支持者,他们将韦德奉为学术坦诚的典范,认为他的对立面不是各位专家,而是政治正确的主张。
 
    “他们对这本书的攻击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韦德如是告诉斯特凡·莫利纽兹(Stefan Molyneux)——另类右翼新兴科学歧视论拥趸中最受追捧的人物之一。在特朗普当选后的一个月,他们在莫利纽兹的Youtube节目展开对谈,相关视频点击率累计超过千万次。韦德补充,“这类攻击不仅没有任何科学基础,还暴露出其群体观点的荒谬无知”。
 
    近期作客莫利纽兹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政治学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他所合著的《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一书,主张穷人尤其是贫穷的黑人的智力水平先天低于白人和亚洲人种。此书1994年首次出版时,很快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却在接下来的几年持续遭到学术评论界的抨击。
 
    频繁成为大学校园抗议行为靶心的查尔斯·默里,已经是部分保守派的傀儡领袖,该群体企图将改革派刻画成做事不经大脑、背弃自由主义社会公开交流原则的伪君子。这样的逻辑引得部分主流文化界人物将默里视为科学辩论偶像,或至少是对不合时宜的真相保持开放态度的佐证。去年四月,默里出现在当下备受追捧的非虚构类作家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的播客节目,借平台的影响力,他宣称抨击自己的自由派学术评论者是在“毫无负罪感地说谎,因为在他们的世界中,这么做有着上帝般至高无上的道德感”。 (这期播客的标题是“禁忌的知识”)

所谓的“种族科学”,尽管大多数时候与“科学性的种族歧视”无异,其观点主要在于宣扬种族与智商的关联性。


    在过去,种族科学不仅影响政治话语,更是渗入到公共政策之中。《钟形曲线》出版后的第二年,就在共和党代表大会决定大幅削减贫穷美国人的补贴福利之际,默里以专家的身份在参议院委员会面前肯定福利改革政策。最近,帮助共和党推动最新富人减税提案的国会议员保罗·瑞安(Paul Ryan)称默里是贫穷问题的研究专家。
 
    如今,随着种族科学重新返回主流话语体系,在班农等人的推波助澜之下,种族科学论进入美国政府高层。英国也未能幸免于这次回潮:《伦敦学生报》最近曝光了最近三年在伦敦大学学院半秘密举行的智力与遗传学会议,大学对此却并不知情。八十八岁的北爱尔兰进化心理学家、自称“科学种族主义者”的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是会议的参与者之一。
 
    科学种族主义至今仍未消失的原因之一,在于公众对“种族主义”部分的信息获取多过于“科学”,这就给诸如默里和韦德这样的人及其媒体拥护者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他们将自己塑造成谦逊的理性研究捍卫者。由于焦点主要集中在这群人显而易见的偏见上,我们对于“科学”的讨论显得过于潦草。这就引出一个问题:种族科学家们究竟错在何处?
 
    种族和智力一样,都是个极为难以捉摸的概念。很多时候,个体与异种族群体所共有的基因常常多于个体与同种族群体所共有的基因。的确,众多学术专家认为种族是一种社会建构,但这并不是否认人类(在科学术语中为“人口群体”)中确实存在基因高度相似的群体。因此,种族科学的立足点可以说是极其不稳。
 
    种族科学的观念至少与奴隶制、殖民主义一样陈旧,1945年之前许多西方国家将其视为普遍常识。尽管犹太大屠杀后的新一代学者和人文主义者并不承认这套理论,种族科学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再度涌现,日后更是频繁回归主流话语体系。
 
    1977年,我在种族隔离的南非就读国立高中,当地大学的社会学讲师受邀来到学校致辞,随后接受学生的提问。当被问及黑人是否和白人一样聪明,他回答,不一样,智商测试显示白人的的智力水平更高。他当时引用的是美国心理学家亚瑟·詹森(Arthur Jensen)196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亚瑟·詹森认为,智商80%是基因而非环境的产物,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智力差异多半来自遗传。
 
    在种族隔离的南非,每个种族自有其性格、人格特质以及潜在智力,这样的观念是白人统治系统合理化的一部分。种族与智力的话题在美国也遭到了类似的政治化,詹森的论文就被用来反对福利政策,如扶助贫困儿童的启蒙计划(Head Start programme)。这篇论文很快迎来铺天盖地的负面回应,四十三年后《纽约时报》刊登的詹森讣告文中称此次的反对浪潮为“国际大爆发”,美国大学校园的反应尤其强烈,学术界相继发表多篇驳斥论文,学生更是焚烧詹森雕像以示泄愤。
 
    种族和智商的近期复兴看上去是始于一个无恶意的科学观察。2005年,世界上最杰出的进化心理学家之一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开始提倡这样的观点: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天生智力超群。他先是在犹太研究机构的演讲中提及,一年后在美国自由主义杂志《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发表长文阐述。这一主张成为种族科学的障眼法已久——如果犹太人天生更加聪慧,那么“其他种族更为愚笨”的推论也变得合乎逻辑。
 
    平克文章的背景是发表于2005年的论文《阿什肯纳兹智力自然史》,作者是犹他大学的三位人类学家。几位人类学家在论文中表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高智力水平表明了他们是比其他任何群体(包括其他犹太群体)智力进化更高的人类。
 
    论文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进化过程主要发生在公元800年至公元1650年,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原本主要在欧洲群居,受到反犹主义排挤后靠借贷营生,也因此遭到基督教社会的污名化。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之所以能够短时间进化,论文认为部分原因是犹太人的婚姻仅发生在犹太社群内部,这就意味着“极低的外部基因流入”,这也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中普遍存在诸如家族黑蒙性痴呆症和高雪氏症等遗传性疾病的原因,研究人员认为疾病是生物自然选择过程中伴随高智力水平出现的副产品,也就是说,携带此类基因变异或等位基因的人通常更加聪慧。
 
    平克在《新共和》杂志的文章引用了上述逻辑,并在别处评价阿什肯纳兹论文为“考证周密且推理严谨”。不仅如此,他对任何质疑种族基因差异的科学价值的人进行猛烈抨击,并称“人格特质是可以测量的,在同一群体中具有可遗传性,在不同的群体间存在差异”。
 
    接下来的几年,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以及越来越受欢迎的加拿大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都加入了犹太智商理论的阵营,并以此为重要论据,提出不同人口群体继承不同智力能力的观点。该阵营的另一成员是记者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1994年的著作《钟形曲线》的忠实鼓吹者。沙利文担任《新共和》杂志编辑时曾对此书进行大篇幅报道。2011年他重返公共视野,在其颇受欢迎的博客“The Dish”上提倡不同人口群体的内在潜力相异的观点。
 
    沙利文强调,阿什肯纳兹与塞法迪两个犹太人群体的差异“在数据上显而易见”。这是典型的种族科学言论惯用措辞——他们声称自己用数据说话,不涉及政治立场。极右派甚至给种族科学冠以别名“人类生物多样性”,听上去像是直接从大学教学课纲中摘出的词汇。
 
    种族科学的拥护者谴责反对者对人类平等的本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彼得森教授在近日做客莫利纽兹Youtube节目时说道,“智商学术研究揭露了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事实”,甚至连著名社会学家乔纳森·海特也批评自由派为“智商否定者”,认为他们被错误的观念引导,以为社会表象完全取决于后天环境,因而可以被改变,并拒绝接受不同群体间存在智力差异的事实。
 
    拥护种族科学的人声称自己仅仅在描述事实——并且事实并不总是令人愉悦。“我们仍属同一物种,就像贵宾犬和小猎犬都为犬类”,沙利文在2013年写道,“但贵宾犬通常比小猎犬更聪明,而小猎犬拥有更为敏锐的嗅觉”。
 
    如今这种关于种族的“科学”再次回到公共话语中,不论是通过公然黑人种族歧视,亦或是表面看来更友善的阿什肯纳兹超群智力论。种族科学通常至少包含下面三种主张之一,皆没有科学事实根据。
 
    第一种主张称,当白人欧洲人的克罗马侬人祖先在四万五千年前抵达欧洲大陆时,他们面临的生存条件比非洲更艰苦,因此进化出高智力以应严酷的环境考验。2006年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写道,“面对北部的极寒气候条件,智力水平处于劣势的个体与部落最终彻底消亡,更为聪明的那些则得以存活下来”。
 
    事实上,农业、城镇和语言字母最早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而其气候绝非以寒冷著称。除此之外,我们能找到相当丰富的科学依据证明现代智力同样存在于史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过去十五年中,在南非印度洋海岸线的洞穴发掘表明,七万至十万年前,生物学上的现代人已经能将赭石、骨髓脂肪和木炭精心混合制成颜料,有时甚至透过加热材料至摄氏315度,来设计珠子装扮自己,制作鱼钩、箭和其他复杂工具。对此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如南非考古学家里斯托弗·汉斯希尔伍德(Christopher Henshilwood)认为,远古时期的人类已经拥有和我们相同的现代智力与创造力——“现代人类的符号思维能力可以追溯到非常非常久远的历史中去”。

在过去,种族科学不仅影响政治话语,更是渗入到公共政策之中。

    种族科学的第二种主张称,人体处在持续的进化中,例如不同群体间发展出不同的肤色,对特定疾病的不同的体质倾向,如乳糖不耐受症。因此人类大脑不也在持续进化吗?
 
    这一主张的问题在于种族科学家们所做的并非相似物比较。上述生理变化多由单基因突变造成,渗透一个人口群体并不需要长时间的进化。相比之下,智力或IQ测试所涉及的基因网络庞大,包含上千种基因,进化需要约至少十万年。
 
    如此多的基因分别作用于大脑的不同区域,以某种方式共同构成人类的智力表现。在过去至少十万年的时间内,人类在认知层面取得的进步可谓乏善可陈,这毫不令人意外。美国古人类学家伊恩·塔特索尔(Ian Tattersall)是全球克罗马侬人研究领域的领先专家之一,他曾表示,早在人类离开非洲大陆前往亚洲和欧洲之前,大脑能力就已经进化至顶点。他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我们没有必要的外部条件,因此难以实现任何有意义的生物进化”。
 
    实际上,就不同群体可能存在的智力差异而言,人类基因组的显著特征是罕见遗传变异。1987年的DNA研究调查发现了如今所有人类的共同非洲祖先“线粒体伊娃”,伊娃生活在大约二十万年前,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类共同祖先的出现算是很近期的事,因此相比其他的哺乳动物,人类物种拥有高比例的相同基因。单是生活在非洲中部的唯一亚种分支的黑猩猩,基因变异数量加起来比都要全部人类高出许多。
 
    我们至今没有能从人类基因库中分离出“控制”人类智力水平的特定基因,与此相关的任何推论和观点都禁不起研究人士的深入推敲。爱丁堡大学的认知衰老学家伊恩·迪瑞(Ian Deary)曾说,“即便想找到与健康年轻的正常成人的智力明确相关的基因都很困难“。智力并不以完整配套的方式存在于人类的基因序列,在任何DNA单链上也无法找到。
 
    最后,种族科学的第三种主张:人口群体平均智商差异存在共同的基因基础。如果这个观点站不住脚,无论是智力超群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还是所谓黑人贫穷不可避免,整套种族科学言论体系将彻底崩塌。
 
    在正确评价种族科学的这一主张之前,有必要回顾智商测试的历史。大众对于智商测试的认知,是它提供了一种恒定智力的测量方式,但如果我们看深一层,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阿尔弗雷德·比内特(Alfred Binet),这位无比谦逊的法国人在1904年发明智商测试的时候就知道,智力过于复杂,很难一个数字概括。“智力水平……无法像线性表面那样进行测量”,他坚持认为,赋予智商过多的重要性“有可能会造成假象”。
 
    然而比内特的测试却被认为智力是与生俱来的美国人用来指导移民、种族隔离和优生政策。早期的智商测试含有大量文化背景的题目(“卡菲尔人——对非洲黑人的蔑称——有几条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的智商测试题之一)。随着时代的进步,测试内容得以修正,在某些智力层面的测试结果也证实有效。但这一数字究竟主要是基因还是环境的产物,目前尚无定论,待更多研究提供信息。
 
    验证假设的一种方法是调查智商能否通过学习提升,如果的确如此,说明教育程度即纯粹的环境因素能够影响测试分数。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测试前的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分数,其他形式的学习同样可以。2008年,瑞士研究人员召集了七十名学生,让其中三十五名练习一个记忆类电脑游戏,实验结果表明,练习电脑游戏的学生的智商测试分数有所提升,实验的十九周内连续每天练习游戏的人提升程度最大。
 
    另一种确认智商取决于基因而非后天环境的方式,是找到出生后就分开,并且后天在完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但这种情况很少见,即便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二十世纪英国心理学家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的实验也存在可疑之处。尽管伯特宣称研究结果证明智商是遗传的,但其去世后被曝出曾篡改大部分实验数据。
 
    1979年,明尼阿波利斯心理学家托马斯·布沙德(Thomas Bouchard)进行了一项真实的双胞胎研究,尽管提供资金的是有明显种族歧视倾向的非营利组织Pioneer Fund,实验结果却值得细读。他研究的一对同卵双胞胎拥有相同的基因,出生后不久被分开,他得以研究环境和生物学在双胞胎成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他认为如果双胞胎在不同的后天环境影响下依然表现出相同的特质,可以推论出基因是主要的作用因素。
 
    问题是,他研究的大部分同卵双胞胎都被收养在同类型的中产家庭,因此双胞胎长大后智商水平相似也就不足为奇。在少数双胞胎被社会阶级和教育程度不同的家庭收养的个案中,两者的智商测试结果差别很大——有的样本智商评分相差20分,有的甚至相差29分,智商分类术语下,就是“愚钝”和“超级聪慧”的区别。换句话说,在高度差异化的成长环境中,后天远比天生条件更能影响智力水平发展。
 
    如果把研究拓展到人口群体层面,天生条件对智力的影响是否依旧存在?新西兰人吉姆·弗林(Jim Flynn)或许是过去半世纪内最重要的智商研究人员,智商测试的评分基准被统一划为100分,不区分测试时间和对象。九十年代的时候弗林发现,如果继续使用这个评分基准,每一代智商测试的难度都应相应增加。因为一百年前的智商评分均值按照当下标准来看应该只有70分。
 
    然而这一百年内人的基因没有变化。弗林指出,人们接触抽象逻辑的情况逐渐增加,而抽象逻辑是智商测试中衡量智力的一部分。部分群体比其他群体接触抽象思维的机会更多,因此他们的智商分数均值存在差异。由此弗林发现,不同人群的智商均值差异是环境造成。
 
    在群体中观察到的智商分数均值的变化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一项研究表明,肯尼亚儿童的智商分数均值变化最为显著:1984年到1998年,十四年间他们的分数上涨了26.3个百分点。原因与遗传无关,研究人员发现,在这半代人的成长过程中,营养水平、健康情况和父母识字率都得到了提升。
 
    那么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智力超群怎么解释?自犹他大学的论文在2005年发表以后,其他科学家的DNA研究表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基因库远不至于“自成一体”。尤其是论文宣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基因疾病是由短时间内的生物自然选择造成,进一步研究显示这些疾病是基因突变引起。没有证据证明此类疾病在任何程度上使其携带者变得更聪明。
 
    让这篇论文真正陷入困境的是智商研究部分。二十世纪的首个二十年的智商测试显示,阿什肯纳兹犹太裔美国人的分数低于平均水平。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智商的测试结果,北欧人的分数远高于犹太人。普林斯顿大学教教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在分析测试数据时写道,“我们的分数似乎打破了犹太人智商高超的流行观念”。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犹太人的智商测试分数却高于平均水平。
 
    两代以色列米兹拉希犹太儿童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类似的发展模式:上一代的智商均值为92.8,后一代是101.3,除了犹太人,华裔美国人1948年的智商均值为97,1990年上升至108.6。1972年至2002年间,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的差距缩小了5.5个百分点。
 
    没有人能够合理宣称犹太人、华裔美国人或非洲裔美国人在一、两代人中发生了基因变化。纽约大学人类遗传学计划负责人哈里·奥斯特勒(Harry Ostrer)在看了犹他大学论文后,对其作者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是差的科学,不是因为论文内容的挑衅性,而是其中关于遗传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很糟糕”。
 
    十年前,我们对于科学的掌控已足够自信,让美国生物学家克雷格·文特(Craig Venter)私人发起并指导了人类基因组的解码,以回应种族与智力存在关联的主张,他认为“肤色与智力的关系论没有任何科学事实或人类基因密码基础”。
 
    然而,种族科学继续左右右翼人士的想象力。如今的他们从过去的争议中吸取教训,学会通过以Youtube为首的视频平台,攻击左翼自由媒体和学术机构拒绝接受“事实”,将种族科学作为政治打击手段,推动小团体、反福利、反外援的内部议题。
 
    这些政治企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露骨。斯特凡·莫利纽克斯(Stefan Molyneux)在采访尼古拉斯·韦德(Nicholas Wade)时提出,不同种族的先天智力存在差异,导致我们所看到的社会表象不同,并以高智力的米兹拉希犹太人和低智力的黑人为例。韦德表示同意,并称偏见歧视对黑人的社会表现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且正在消失”,而后批评对于非洲国家的外援政策“是一种浪费”。
 
    同样,当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在播客中采访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指出《钟型曲线》受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钟爱这一令人困扰的事实的时候,他询问默里研究种族智力差异的目的是什么,默里不假思索地就回答,目的是抗衡那些基于“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无论是男人活女人,还是种族”的平权运动的政策,例如在教育界和职业行动中的。
 
    种族科学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只有通过长时间且有针对性的科学和教育工作才能与之抗衡。种族科学之所以必须消失,是因为它不仅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可怕的后果,并且真正存在事实性错误。种族科学的问题并非右翼所描述的,因为在政治上不合时宜所以受到审查制度和社会污名的威胁。而是种族科学本身就是糟糕的科学,或者说根本不是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