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记录 #1
武汉,中心医院,一个护士

武汉 (#8246)
© 歌德学院(中国)2020

如果从 去年12 月 8 日武汉卫健委通报首例确诊病例算起,这场疫情已经持续了三个月。若按 1 月 23 日武汉“封城”计算,许多人足不出户已 40 多天。全国各地习惯了通过阅读武汉作家方方的《方方日记》了解城内的真实情况,也熟悉了她所说的那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南方周末记者李慕琰则在一篇报道《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中引用了托尔斯泰所说的:“把死置诸脑后的生活,和时时刻刻都意识到人在一步步走向死亡的生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当疫情蔓延至全国、再扩及全球后,人们又想起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作者: 刘璐天

    我们在这里试图用九个故事探讨遗失。其定义与上面提及的“丧钟”、“一粒灰”或是“死亡与生活”都有关。当然,并不是每个故事都事关生死。有的遗失是生理层面的,有的是物质上的,更多是精神上的。相比之下,精神上的遗失可能更难描述,也更值得记录。
 
    这是第一个故事。

武汉,中心医院,一个护士

    24 岁的叶琪已经连续一个月没怎么休息了。

    她第一次听说这种原因不明的肺炎是在去年 12 月底。群里流传着眼科医生李文亮的微信截图,说华南海鲜市场送来的七个病人确诊,近似 SARS。医院离市场不到两公里,周边药店里的口罩很快变得紧缺,价格涨到一个 20 元。她没能买到医用口罩,给一家人囤了 40 个普通口罩。
 
    叶琪原本在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肾内科做护士。每天早上 7 点半起床,骑 20 分钟车到医院,工作时间是上午 8 点到 12 点,下午 2 点到 5 点。这样的生活过了四年。一家三口拿积蓄买了房,生活看上去没什么值得抱怨的。直到 1 月 16 日。
 
    那天叶琪接到通知,说要调到呼吸内科的重症监护室工作。监护室有 12 张床,都住满了。病人的特征是呼吸急促,有一个还腹泻,需要经常给他翻动身体,擦拭污物。最重要的是,所有医护人员都穿着防护服。这是叶琪做护士四年也没看过的架势。这意味着这种肺炎是可以人传人的。回到家,她试图给父母说明这件事的严重性,但没什么用。他们出门还是不愿意戴口罩,甚至还回老家聚了次会。
 
    四天后,中心医院后湖院区被征用为第二批肺炎定点救治医院。除肺炎之外的病人都被转移到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呼吸科被分为四个病区,而其他科室则全部改为发热病区,一直排到第 24 号。每个病区可以住 40 个左右病人,最高峰时达到 50 多个。防护服只要拉开拉链就得换新的。为了节省物资,医院改为六小时工作制。叶琪有时从 8 点工作到下午 2 点,夜班则是晚上 8 点到凌晨 2 点。她学会了用尿不湿,这样可以避免上厕所;也习惯了每天脸上都留有难以消除的护目镜留下的印痕。
武汉 (#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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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些事叫人为难。一些原本在后湖院区肾内科做透析的病人托朋友来求助,问能否帮忙找到床位。这些病人一般每周需要做两次透析,拖久了会有生命危险。现在他们都找不到地方做透析了,因为所有病都被排到肺炎后头。但叶琪只是一个护士,她做不了什么。
 
    叶琪也记得一个重症监护室里的肺炎病人。“我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那个病人有点窘迫地说,“治疗费用可否免去一部分?”叶琪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1 月 22 日,针对确诊肺炎患者的特殊医保报销政策才出台,而那位重症病人已不知转诊到哪家医院、情况如何。就在前一天,武汉第七医院一名来自黄冈的孕妇翁秋秋放弃了治疗,并在数小时后去世。她在 ICU 里已经花费近 20 万,但没有赶上政策的照顾。虽然两肺全白,至死也未能确诊。
 
    23 号封城后,公交系统瘫痪,怎么上下班成了问题,尤其是夜班。父母担心她,有时父亲不睡觉,骑车到医院门口等她下班,再一块儿骑车回家,给她做她最爱吃的宫保鸡丁。后来出现了市民自发组织的志愿者车队,叶琪遇上一个住附近的男孩,从此男孩每天接送她上下班。他们之间交流不多,但男孩从不缺席——即便后来陆续有消息传出,志愿者车队里不少司机感染,有个叫何辉的志愿者去世。
 
    其实直到李文亮的死讯传出,叶琪才真正感到害怕。那天她没有上班,在微博里刷到了消息。整个后湖院区有 2000 多名员工,叶琪没有碰见过李文亮,碰见了大概也不认识。她只记得他当初发的那张截图。大家谈及,这个医生进重症监护室后一直用呼吸机维持生命,人早就不行了。“他还那么年轻”,叶琪想,“要是我染上了会不会也变成那样”。
武汉 (#7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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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叶琪认识的同事中,并没有人感染。不过从 3 月 1 日的公开报道中,人们得知,中心医院损失惨重。甲状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学庆、眼科主任梅仲明先后去世。一条流传甚广的医生自述说,中心医院有超过 200 名职工感染,包括三个副院长、一个护理部主任。多个科室主任在用 ECMO 维持,骨科“全军覆没”,而肿瘤科也“倒下近 20 个医护人员”。
 
    叶琪不清楚这些。她比较乐观,只有在看到病人的心跳变成一条直线时才会掉泪。比起疫情中第一次经历恐慌的大多数人,叶琪面对生死考验要更早些。从仙桃一所专科的护理系毕业那年,她的父亲,一名修路工人,被车撞到颅内出血。叶琪当时还在实习,无心找工作,和母亲轮流去医院照顾父亲,如此度过了大半年。由于经济拮据,也是出于保险考虑,他们没有选择开颅手术,而是保守治疗。至今,父亲脑中的淤血还没有完全清除,走路还有些摇晃。珍视看上去平凡的生活,这是叶琪得出的结论。
 
    从甘肃赶来的救援队在 2 月底接管了重症监护室,叶琪终于获得了一周假期。她最近时不时会想到小时候的事。父亲到全国各地修路。有次大老远背回一只巨大的毛绒熊作为礼物。叶琪很快发现家对面超市里就有只一模一样的。她笑着指给父亲看,父亲一本正经地说:“两只熊是不一样的,背回来的才有感情。”
 
    叶琪现在最想念的是在江夏区的朋友们。他们已经三个月没有见面了。她希望生活早日恢复到平凡的样子。

图片:尹夕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