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言性:日常生活中的多语言性 语言混合和语言转换

语言混合和语言转换
语言混合和语言转换 | 插图:梅丽•比吉尔(Melih Bilgil)

在一个大城市中,或者在语言边界地区,人们一句话中可能使用多种语言。这具体意味着什么?我们所经历的多语言性像常常假设的那样“混乱”吗?还是语言混合现象已经变得很“正常”?

摘要

       日常生活中多语言性的表现形式非常丰富:说话人在自己所掌握的语言之间来回转换,有时候则会将不同语言混合在一个句子中使用。官方语言的使用或者交通语言中,英语是很典型的“混合语和通用语”。对于大多数的说话者而言,混合语往往是他们擅长外语的混合体,加入了其他语言的元素,成为所谓的“混合交流变体”。

       说话人是否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多种语言,与对话伙伴的语言能力(“语言特征”)有关(蒙达达 2001,帕卡瑞克、多乐儿2005),也和社会的习俗有关。在只适合使用单语的环境中,一个多语言的说话者必需暂时排除其他所有的资源。有多语言能力的人语言选择更为灵活,可以从一种语言切换到另一种语言。

       任何情况下,我们的目的都是从所有可能中找到最佳方案,尽可能具有创造性,同时充分利用语言的能力。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吕迪、皮埃,1986: 63–68页):特别是当多语言的交际对象不动用记忆库中预制的语言形式,而是告别传统另辟蹊径,在“混合语言”中创新性地使用新的表达可能。

       我们在这里举一个极端情景的例子,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一位瑞士的铁路员工和一位巴西顾客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顾客:                =<duos passagem para Freiburg deutsch>.
工作人员:         Freiburg Deutschland jä okey. ((lange Pause))
voilà, si vous faire la carte à la machine? oui. (3) va bene.
(...)
工作人员:         voilà. il prossimo treno (.) binario cinco hm? dodici diciotto.
顾客:                merci. obrigado.
工作人员:         bitteschön. service
顾客:                obrigado (h)
工作人员:         molto grazio. ((sic))

“语言市场”

       语法系统中有各种固定的“约定俗成”,它们是语言的规则,也是学校课堂上的教授内容。这些约定俗成抵制语言混合现象。规则常常用来“从小麦中拣出谷糠”:将土生土长的精英与“粗俗”的民众以及移民区分开来。在德国,“语言维护”的观念建立在对语言“正确”和“适当”使用的基础上,这一观念传统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参见“对德国人的警告——关于德语的维护”,莱布尼茨)。虽然这种“语言维护”带着些许神秘色彩,但博学的语言使用者还是使用这个概念来标榜和证明自己文化主导阶级的归属身份。其他基层的人也使用这样的观念来确立自己希望进入社会上层的强烈愿望。

       在那些人们通过语言赢得社会承认和参与权利的社会,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把它称之为“语言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公认度最高,最受大众欣赏的语言种类作为“正统的语言")(布迪厄,1982):整个语言集体所有成员将这种语言默认为最好和最有价值的语言。甚至那些不会或者不能熟练使用这门语言的人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在一个充斥着方言、社会特殊阶层语言、索引和混合语言的空间里,“正统语言”不是各种语言类型中的一种,而是唯一的“那门”语言。

       这种模型中社会下层成员的语言被视作是有缺陷的(伯恩斯坦, 1971)。虽然伯恩斯坦之后自己也抛弃了这样一概而论的观点,但这种认识在大众的理解中始终根深蒂固。移民和他们孩子的多语言能力因此成为一种不符合现实情况的标尺,日常生活中个体的多语言能力常常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尊敬。

规范化的语言混合

       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从静态评估上来看,多语言资源的使用频率很高,而且使用过程也不像很多迷信规则的批评家一味强调的那样“混乱”。语言混合大多数情况下遵循“多语言的规则和标准”(耶斯纳,2008)。如果一个西班牙移民在瑞士法语区对他的谈话伙伴说:Vamos a la gare”,在这句话中使用了西班牙语的动词和法语名词(两种语言的冠词是一样的),并不是因为他一时想不起来西班牙语中的那个相对的词("estacion"),而是“gare"(火车站)和“estacion”(火车站)对于说话者而言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经历和体验——在瑞士:火车站是纳沙泰尔移民的聚集地;在西班牙:火车站是离开和抵达西班牙家乡的地方。而那个说德语的实习生,他在工作岗位上说:"il y a de grands mast de stahl”,其实是利用了所谓的“语码转换”。他使用了法语的构词模式,但因为缺乏相应的词汇,用德语的语义材料去填补了空缺。

       这种形式的“多语言语篇”展现了多语言者预埋的语言形式,但是这种语言形式从没有达到稳定的状态,而是不断地在改变和更新。英语的一些文献中把这类现象成为“多元组句 ”(加西亚 2008, 佩尼库克2010)。除了一般理解之外,非母语者在使用“通用语言“时也会出现这一现象。比如,当德国科学家和意大利科学家用英语交流时候,或者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在工作时使用第二语言德语的时候,都会产生类似的现象。“通用语言”多多少少是一种混合的交际语言形式,它能帮助我们成功地进行交流,但也不能与“女王英语”或者德语母语者的德语混淆在一起。对于这些语言变体的研究属于多语言研究范畴(霍尔鲍姆、赛得霍夫,2013)。

       针对多语言的习得、多语言人群日常语言实践和语言交流所造成的特殊性,目前已经展开了很多的研究。但就多语言性、语言教育和教育成功之间的关联,我们仍然知之甚少。但很快我们即将迎来改变:2014年由德国联邦教育和研究部(BMBF)资助的重点研究项目“语言教育和多语言”正式启动,我们期待从中能获得有意思的研究结果。

       这些关于日常生活中多语现象的观察为语言教学提供了许多启示。特别在语言混合使用方面,我们完全可以接受混合的形式:因为这是多语言能力的正常的语言行为方式,目的是让交流变得更加顺畅和成功。接受每种“通用语言”都是一种语言混合形式的人,也能接受德语作为第二语言不可能教授出“完美”的第二语言学习者,移民的德语总会带有其他语言的痕迹。

参考文献

巴希尔·波恩斯坦(Basil Bernstein):《阶级、符号和控制 》(第III卷)。伦敦, Routledge & Kegan出版社, 1971-1973年。

皮埃尔·博多(Pierre Bourdieu):《语言和符号》。巴黎, Fayard 1982年。

欧菲利亚·加西亚(García, Ofelia): 《二十一世纪的双语教育》。全球视野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珂妮娅·希默鲍尔(Cornelia Hülmbauer)、芭芭拉·塞多霍夫(Barbara Seidelhof):“欧洲多语中的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发表于:)A-C 贝拖特(Berthoud, A.-C.)、 格林(Grin, F)、吕迪(Lüdi, G)(编辑):《探索多语世界——DYLAN 项目结果》。阿姆斯特丹,约翰·本雅敏,387-406页。

乌里克·杰斯纳(Ulrike Jessner): “三语教课:发现、趋势和体挑战State-of-the-Art Article文章”,《语言教学》 41/1 2008, 15–56。

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 《对德国人的警告——关于德国语言保护》。大学,补印版本,2016年。达姆斯塔特,科学书店,1967年。

乔治·吕迪 (Georges Lüdi)、本纳德·皮埃 (PY Bernard): Etre Biligue.4e éd. revue, avec une postface. 博纳/法兰克福,1986年,2012年,Lang出版社。

Mondada, Lorenza: “Pour une linguistique interactionnelle”, Marges linguistiques 1 (2001), 142-162.

Pekarek Doehler, Simona: “De la nature située des compétences en langue” In: J.-P. Bronckart, Bulea, E., & Puoliot, M. (Eds.). Repenser l’enseignement des langues: comment identifier et exploiter les compétences? Villeneuve d’Ascq: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05, 41-68.

阿拉斯塔·佩尼库克(Alastair Pennycook): 《语言作为社会实践》。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0年。

彼得·西蒙德(Siemund, Peter):《英语的多样性》。典型方法。剑桥出版社, CUP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