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子女学德语 “老师需接受德语作为外语专业培训”

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学生。
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学生。 | 照片(剪辑):© jovannig - Fotolia.com

难民子女在德国待满3个月就必须上学,但他们需要先学德语。德国教师协会主席约瑟夫•克劳斯(Josef Kraus)认为,这对学校和老师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克劳斯先生,德国的中小学在2015年总共接纳了多少难民子女?

       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数据,所以只能估测:假定2015年共有80万难民来到德国,那么我认为其中必定会有10到12万的学龄儿童。

       目前政府在学校为难民子女开设德语学习班方面有哪些规定?

       原则上说我们根本没有全国性的合理规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德语作为外语专业师资力量。所有只有少数学校能够开设德语培训课。不过有些学校——大多是那些学生成分非常国际化的学校——很早以前就开办了德语学习班。比如巴伐利亚州的中小学开设有所谓的过渡班。授课老师都是德语作为外语专业毕业的。这些班的孩子会花一年时间强化学习德语,然后进入正常班级学习。不过现在只有375个这样的班级,而且远远达不到每所学校都有的程度。

       而德国职业学校的总体情况会好一些。他们设有更多的语言班,因为在德国有许多年轻难民都是17、18岁,而且父母不在身边。因此必须尽快为他们提供帮助。在巴伐利亚,这些年轻难民会先上一年的德语强化班,然后进入职业预备班。不过,问题是职业学校目前同样没有多余的老师来教语言班。

       那么职业学校是如何开展德语培训的呢?

       如果增设班级,要么必须把其他班合并起来,要么减少常规课时。只有这样,职业学校才能安排出老师教授德语作为外语。不少接受过德语作为外语专业进修的退休老师也会经常来上课,其中有些是志愿的。许多中小学目前完全倚靠某些骨干学校和成人大学来为难民子女提供德语强化课。让孩子先在校外强化班学习几个月德语的做法已经证明行之有效。如果8、9岁的孩子上了小学,但学校却没有课外德语培训班,那么其实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即便学校有类似课程,也往往每周只有三到五小时的时间。这实在太少了。

       教师协会从差不多一年前开始要求增加教师岗位。在这方面有什么进展?

       进展不大。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冒出来上千个新的教师岗位。这其实是预算问题,而各联邦州的预算方案往往都是两年期的,好的时候是一年期的。不过各州如果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利用补充预算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拨出部分预算和教师签订有期限劳动合同。各州政府不想现在就增加会带来四十年及更长时间经济负担的计划工作岗位,对此我完全理解。但是借助有期限合同,可以让许多正在求职的德语老师中的一部分人合理发挥他们的能力。

       政府能在这方面提供哪些帮助?

       我认为政府应当对这些老师进行德语作为外语的专业培训,而这些老师可以承诺至少在难民班教授两年德语,期满后他们可以重新申请新的固定工作岗位。不过,眼下学校、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只是在争论由谁来支付哪部分费用。地方政府已经入不敷出了,因此联邦政府必须为德语培训提供更多财政支持。可是我还没有看到联邦政府对此采取过什么行动。

       不过部分联邦州已经在2015/2016学年聘用了新的德语培训老师。比如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增加了300个新岗位,萨克森安哈特州有将近100个,在巴登符腾堡州也有365个。

       是的,可能是这样。但这远远不够啊。如果按我的估计有12万名学龄难民儿童,那么至少需要增加6000个班,而这又需要在全国增加1万名老师。政府还没有意识到这会涉及到多大的规模。

       那么现在各方面是如何支持学校的呢?

       现在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合作,外国人管理局、青少年局、劳工福利机构、工会、教会教育机构或扶轮社和狮子会等都在以非官僚的方式开展合作,聚集资金。此外,一些退休教师也以短期临时合同或完全免费的方式教授德语课。但这还无法满足需求。

       这些德语课老师面临哪些挑战?

       除了德语作为外语的专业教学挑战之外,这些班里的学生拥有不同的语言背景和文化背景。这会导致冲突,而老师必须平息矛盾。为此,老师必须首先熟悉学生的民族、风俗和区域背景。此外,孩子们入学时的教育程度也不相同:有些根本不识字,有些则接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这些班级往往人满为患,有些孩子还在逃难路上经受过各种磨难,留下心理阴影。所以说这不是份简单的工作。

       那么该怎样资助和支持这些老师呢?

       我说过,他们首先需要接受德语作为外语专业的培训,然后还必须接受多民族知识方面的培训。此外,我建议定期安排举办圆桌会议:让教师、政府部门代表和救助机构的员工坐在一起,交流自己上课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可以采取的解决办法以及在资金和人员方面还有哪些瓶颈。而且我还要呼吁由翻译为老师们提供支持,不需要全程,但在需要时有翻译在场,至少在开班后的头几个月。


 

       克劳斯生于1949年,2015年前担任巴伐利亚州一所文理高中的校长。他从1987年起担任德国教师协会主席。该协会是全德国约16万名教育工作者的代表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