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靠美图 老师并不总是园丁

我是谁?驯兽师还是娱乐者
我是谁?驯兽师还是娱乐者 | 图片 (截图):© Mikesch - plainpicture

老师是园丁、演员还是娱乐者?研究这些隐喻对了解外界对老师所持有的看法以及老师的自我定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6年一项题为《自由教育的牢笼:隐喻和形象》的调查邀请学生们思考教师的职业定位。结果调查搜集了总共7000多条的隐喻,并对这些隐喻进行了分类。老师们大多把自己看作那个为学生操碎了心的人和塑造雕琢的人。而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却完全不同:他们觉得自己是操控的受害者。第二次调查的主题是《老师如何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看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2003年),结果也得到了各种不同的职业形象描述:老师把自己看作为饲养员、指挥家和商店店主;而学生眼中的老师则是木偶的操控者、法官和驯兽师。

危险的隐喻

教学能力无法直观企及,也没有办法清晰描述,因此人们借助隐喻来物化教学能力。这点无可厚非,但需要人们保持警醒,提醒自己隐喻将复杂的情况简化为具体的图像,并不代表事物的全部。危险的是,老师们并不凭借隐喻来弄清楚自己的职业定位,而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却沉溺于用隐喻来定性职业,承诺去控制那些无法控制的事物:例如教育学能力。

拿着螺丝刀的老师 拿着螺丝刀的老师 | 图片: © David-W- / photocase.de

在教育学范畴中,技术定性的隐喻是个凶兆,因为这些隐喻暗示学校只需要拧一拧那些特定的固定螺丝,便能达到希望的效果。其实,这些效果的达成在技术上并不具有确定性。再则,这样的观念会导致行成固化的行政管理流程。而这些工作流程比我们所希望获得的、真正的教育学能力更容易通过检验和考核。

不清晰的图像

不论是个体使用的隐喻(园丁、文体活动组织员、演员)还是教育政策讨论过程中使用的隐喻:它们的功能是在无法用概念准确界定的情况下采用图像来说明,比如对“课程”和“个性”的解释。但不论使用哪种隐喻,这些图像无法清楚表明教育政策所应担负的具体任务,其阐述始终是模糊的:与私立学校体系相比,公立学校的教学内容覆盖面更广,另外还要负责学生在校的融入以及特殊教育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隐喻让个人的职业期许变得标准化,而这些期望往往不能兑现。之前提及的概念“个性”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理解这个词心理学含义的人立马就会明白,“个性”并不指优秀的个性特点,也不存在由某些个性特点汇聚而成的所谓“教师个性综合体”。相反,“个性”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特征,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相应做出是否“成功”的评判。但是如果要对 “个性”做伦理意义上的分类,那么从道德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分类和评价是很有问题的。

鲜活的隐喻

如果隐喻要变得像“老师本人”那样贴切、形象和鲜活,那么这些隐喻必须依靠自己扩大效力和影响力,对于作为使用者的我们应当是无意识的,而并非有意识的存在。但如果隐喻变成了千变万化的幻影,那么它也有可能让我们栽跟头,产生两幅画或者多幅画叠加交叉后的褪色效果。教师职业至少涉及知识传授(售货员)、班级管理(指挥)和学生辅导(驯兽员)这三幅图像的交叉。因此,教师职业很容易成为一条艰辛的险途。 如果我们要利用研究的坚强意志来抵抗这个世界的恶魔,那就需要首先对这些隐喻图像和教师职业的概念进行深入的分析。

斯宾纳•玛舍尔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教与学的隐喻——有关生物老师的思维、言谈和举止》(2009年),论文证明了隐喻如何展现教与学两者具有建构意义的方面。在教师培训中使用隐喻,能够很好地解释世界上的人是如何看待事物,如何进行思考的。为了更好地做出阐释,我们必须了解自身所在的文化世界到底存在哪些基础性的隐喻,这些隐喻决定了我们的行为。隐喻如同大海上的油轮,它们很难操控,但也能防止我们因一时兴起而随意做出更改。隐喻同学校一样,难以简单地取消或者废除。


拿着灯泡的老师 拿着灯泡的老师 | 图片: © David-W- / photocase.de

隐喻分析的意义

分析隐喻有助于确立职业典型。因为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发觉不同(学校)背景和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存在的个体差异。理论上,我们甚至可以研究师范学生的自我职业评述中有哪些隐喻将影响他们未来对教师职业的理解:请告诉我,你会使用哪些隐喻;然后我将告诉你,你将获得怎样的成功。

以下的观察结果质疑了上文所提及的这种可预见性:两个有关教师隐喻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出一定的共性,都出现了“船长”、“园丁”和“指南针”的隐喻。但一个隐喻也可能对应不同内涵和概念,也就是说,一个隐喻与某个概念(例如“知识提供者”)之间的关联性并不清晰。布利吉特•雷曼和赫曼•艾伯纳在《老师如同……——经济教育学专业的师范学生使用哪些隐喻来改写教师工作的内容》(2011年)这项调查中做了相应的分析,并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关联性不明确的情况。

要看到眼镜,首先要摘下眼镜

因此,隐喻是充满矛盾的:只有隐喻是那副能让我们看到行动需要的眼镜。如果我们要睁着眼睛,看着自己采取行动的话,那么我们最好不要摘下眼镜。在这点上,那些“实践者”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戴着眼镜让人走路跌跌撞撞,甚至将人们带入歧途的话,我们就有必要看看眼镜是否存在问题。摘下眼镜、检查眼镜并不是什么奢侈的事情,也不是个错误。这个检查任务需要由“理论家”们来完成。

 

参考文献

米杨•姆本-培瑞兹/尼里•门德尔松/弗里德里希•科恩(2003年):教师如何在不同的教育背景下看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见:教学和教师培养。19. Jg., H. 2,277-290页。

约翰•哈提(2008年):可视的学习。超过800条关于成功的元分析综合报告。伦敦:Routledge出版社。

丹•印巴(1996年):自由的教育监狱:隐喻和形象。见:教育学研究。38. Jg., H. 1,77-92页。

布利吉特•雷曼和赫曼•艾伯纳(2011年):《老师如同……——经济教育学专业的师范学生使用哪些隐喻来改写教师工作的内容?》见:乌维•法斯豪尔/约瑟夫•阿芙/北玻•弗尔斯腾纳/艾芙琳•福特科(主编):教与学的研究和职业化。职业教育研究的视角。欧普拉登:Budrich出版社,135-145页。

萨宾娜•马尔斯(2009年):对象-元数据。教学和学习的隐喻。博士论文,柏林自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