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全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 数字变革时代的教育

“数字变革”一词往往过多地强调了当前变革的技术层面，然而，新的教学方法或教学软件的运用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社会层面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本文作者主张拓宽视野，对数字化转型做出一种更全面的解读。

对各个教育领域内的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探讨变得越来越重要。铺天盖地的数字媒体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这股风潮也早已波及到教育机构。从事媒体及相关教育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正在围绕数字化和媒体化（Dittler 2017; Kotz 2012）展开探讨，以期从技术的角度来理解当前的这场变革，并对中小学、大学及培训机构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涉及社会行为的转型过程做出解读。

“附着”在身体上的技术

谈到数字化，人们首先指的是技术设备、软硬件、网络平台和网络产品结构。相应地，数字技术也越来越多地和人的身体以及日常用品相结合，与过去那种笨重的台式电脑相比，新的数字设备更加小巧和隐蔽。看看身边那些无处不在的网络设备：配有网络接口或必须连网才能使用的钟表、吸尘器、冰箱……一直以来，中小学、大学和其他教育机构所开展的都是文字和书本教育，如今它们却面临着数字教育的挑战（KMK 2016; Schelowe等著，2010）。此外，关于个人媒体素养以及资源和组织管理权限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提了出来，比如：数字化转型在自己所在的教育机构引发了哪些后果？教学人员应当如何应对？

如果对缺陷的分析只停留在纯技术层面，则往往容易导致不假思索地将课本和教学内容数字化的做法，也就是把“模拟教学”完全或部分地（有时可能只是几张工作表而已）转化为数字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化被简单地等同于“工具化”，比如用课堂即时反馈系统（Classroom-Response-System）来代替口头提问，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同样地，很多学习小组也在利用维基百科、Weblog等诸如此类的工具来完成他们的（家庭）作业。二十多年来，类似Moodle, ILIAS这样的学习管理系统一直在无界学习场景的组织和管理方面发挥作用，正如 “混合式学习”（ Blended Learning）这个流行语所概括的那样。

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已不再由模拟技术主导 | 图片来源：© Colourbox 然而上述方法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虚拟空间的社会意义以及它所蕴含的社交可能性。除文字和图像外，结合当前数字变革的社会背景，音频、视频媒体以及模拟等模式也能轻松纳入课堂教学。如果教材是作为开放教育资源（OER）而编订的，则相当于从一开始就在不触犯媒体管理法的前提下提供了重复利用的可能性。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数字媒体可以解决一切教学问题，单凭数字媒体就能创造出 “更好的”学习条件完全是种谬论。因为教学方式——无论其采取协作、项目，还是面向学生、以学生为核心的形式——并不会因数字媒体的应用而有所改变。相反，具体的教学方式往往通过媒体得以保留和延续。只有加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往/互动，才有可能通过有针对性的辅导为创造更加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提供帮助。

媒体和社会行为

因此，“媒体化”一词不仅表达了对技术革新的有意识关注，同时也让媒体环境中的或是借助媒体而开展的人为活动进入了视野。简单地说，它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媒体行为是如何形塑我们的公共生活的。在此有必要回顾一下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于个体思想成熟的意义，以及启蒙运动带来的社会变革。当时的人们一开始也对新技术抱有很大怀疑，今天的数字媒体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形：互联网的普及不仅使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发生了极大变化，同时也使数字软件成为了人际交往方式的一个决定性因素。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等诸如此类让人际交往和传播更加便捷、直观和开放的平台无不如此。

重要的不仅仅是我们用程序来做什么，还包括软件对我们会产生什么影响。 | 图片来源：© plainpicture/Blend Images/Hill Street Studios 今天的教育机构正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在策划设计教育项目时必须时时追随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脚步。采取简单的数字化策略并不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变革，这或许已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它甚至只会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地复制不平等，因为数字媒体的运用很大程度上仍然和年龄、性别以及教育环境密切相关。因此，媒体素养的全面提升不应仅仅作为专业课的教育目标，而是应当被理解为一个跨专业的、涵盖所有教育主体和教育机构的漫长任务。这里所指的既包括狭义上的教学目标，同时也指一切同教育概念相关的常规目标。
 
这一领域远比多媒体教学中常见的各种拓展性创意所呈现的情形更为错综复杂和难以洞察。因此必须在教学中不断更新和思考与媒体相关的内容，同时在以行为和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模式中，通过自身的行动对之加以检验。当研究对象是媒体在意见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时，则媒体本身便构成了教学内容——或者说必须如此。这方面的突出例子包括商业性社交平台的传播方式，或“假新闻”等新现象。学习者如何才能正确区分有效信息和虚假信息，如何才能有效运用媒体达到这一目的并对结果加以检验？相反，如果媒体仅仅用来被动地接受通过非正规渠道获取的知识，例如借助电子教学档案（E-Portfolio）来达到这一目的，那么它就会沦为一种纯粹的工具。只有当在媒体环境中或借助媒体而展开的行为活动创造出被反复提及的各种全新的教学（传播）实践的时候，（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才可以说拥有真正广阔的前景。

媒体与教育

用于规范教育机构这方面行为的媒体发展计划，大多只是为教学人员和学习者提供了一个行动框架，其中对该机构与媒体有着何种关系，以及如何促进对媒体的研究和运用等一些问题做了规定。而媒体和教育领域的分野从整体上却呈现出很强的不定性，不仅如此，社会上流行的对数字媒体和模拟媒体的区分所造成的障碍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数字媒体早已不再是人们熟知的那个“模拟”世界之外的时髦现象，正因为它无处不在，所以才应当越过工具和技术层面，围绕数字社会中的教育问题展开探讨（参见Kerres 2018）。
 
反思这一极具现实性的议题取决于作为教育主体的教育机构。如何根据媒体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外部要求来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取决于他们自己。在此，有意识地回溯“教育”这个概念本身的涵义或许不无裨益，它能够让我们从内部出发来回答与数字化和媒体化相关的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并最终从教育机构的内外两方面（参见Hechler/Pasternack 2017:9f）对上述问题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