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中的数字媒体 为什么所谓“教育优先于技术”最多只是个粗浅之见?

《数字媒体有怎样的增值?》
《数字媒体有怎样的增值?》 | 彼得·阿特金斯(Peter Atkins) © adobe.stock (节选)

在教育与数字化领域中,我们经常能听到所谓“教育优先于技术”这样一个基本原则。该原则初步来看似乎是一个合理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这个原则最多也就是一个粗浅之见,甚至还有可能阻碍数字媒体的合理运用。

“教育优先于技术”至少有三种解读方式:
 

  1. 技术要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人类服务于技术。
  2. 在将技术应用于教学之前,应该首先聚焦于教育本身的核心内涵。
  3. 教育抉择必须先于技术抉择。

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三种解读。
 

解读1:粗浅之见

奥格斯堡著名媒体教育学者克劳斯·奇勒(Klaus Zierer)认为技术应从属于人类。2017年,奇勒出版了《学习4.0》(Lernen 4.0)这本书,该书的副标题就是“教育优先于技术”。“技术应为人类服务,而不是反过来人类为技术服务”,持这种观点的人一定会得到广泛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事实上,没有哪一位教育学者会真的认为人类需要为技术服务。如果一个论点能够得到每个人的支持,且没有任何人认为其相反的一面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论点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教育优先于技术”的这种解读并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论点,因此并不值得在学术上进行讨论,故而只是一种粗浅之见罢了。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种基本原则毫无价值。因为即使内容粗浅的观点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如果教育机构因为技术所提供的便利而忽视了一些本来是理所应当的教育原则,那么“教育优先于技术”可以为其敲响警钟。

解读2:技术盲目

下面的图可以为分析批判第二种解读提供支持:

书,记事本,平板 „文字和书也可以作为教学技术。 | © 卡塔丽娜·毕策尔(Katharina Bitzl) 作者:卡塔丽娜·毕策尔(Katharina Bitzl)选自《南德意志报》(来源:Süddeutsche Zeitung Nr. 52 vom 03./04.03.2018, Buch II, S. 13.)
 
教育在这里通过书籍、笔和文字实现视觉化。例如,教育行为意味着教授阅读和写作。在平板电脑上,用小箭头来进行书写。在这里,技术则位居幕后。
 
这里画的是对教育技术非常普遍的一种理解,该技术依赖的物件包括从投影仪到白板再到智能手机,特别是电子产品。然而,文字和书籍(与自然语言相对)也是技术的形式。这里引用一下经典文字: 沃尔特·翁(Walter Ong)曾明确指出:

„Yet writing [...] is a technology, calling for the use of tools and other equipment: styli or brushes or pens, carefully prepared surfaces such as paper, animal skins, strips of wood, as well as inks or paints, and much more.”

(Walter Ong 1982, S. 80-81)

 
从发明文字开始,技术也随之产生,并通过印刷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欧洲近代早期,书写艺术与印刷艺术之间为了在当时的信息技术中争夺领导权而发生了激烈的竞争。那时候,空前复杂的印刷术被称为 ars nova ingeniosa(拉丁语,意思是新发明的书写艺术??译者注),并一度被认为是15世纪的高科技。(请参照Giesecke 1998, S. 67)
 
对于我们来说,文字与印刷术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因此也就基本上忽略了其技术属性。这就有可能导致一种错误的想法:认为基于书籍和文字的授课与技术无关。如果我们思考一下教育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文字与书籍也应该属于授课技术。
 
在该背景下,“教育优先于技术”这个基本原则变成了一种对教育提供所谓保护的呼吁:“在考虑将(数字)技术应用到教学之前,应该优先使用书籍与文字!”
 
但是,如果遵循这一要求,那么不仅忽略了传统教育受到书籍与文字技术影响之大;从书籍与文字视角来看也很难实现与时俱进的教育原则。
 

解读3:文化盲目

“教育优先于技术”的第三种解读是这一话题的一个方面,与另一个方面非常相近。认为选择何种教育原则上要优先于选择何种技术,这个观点同样忽略教育行为和抉择也是由可供使用的技术共同决定的。
 
此外,赋予教育优先权会令人想起克拉夫基(Klafki)的“教学法优先”的论断,他将教学目标与教学方法的关系喻为“目标-道路”的关系:

„[M]an muß das Ziel kennen, um über den Weg entscheiden zu können.“

(Klafki 1961, S. 76)

 
如果依据这一原则来规划课程,那么首当其冲的是要先确定要达到的目标,第二步才考虑使用何种方法能够最好的达到这一目标。
 
这种做法是盲目的,有缺陷的,这也体现在如今针对数字媒体增值方面的讨论之中。认为利用数字媒体之后,必须比传统方式更好、更快、更可持续地实现既定目标,只有实现这一点,数字媒体才能实现增值。
 
这种做法忽视了授课目标层面并非独立于媒体与技术条件这一事实。简单的说:仅仅基于书籍和文字进行授课而实现的目标与使用书籍、文字、平板电脑和网络实现的目标有着巨大的区别。数字媒体真正增加的价值并非在于更快地实现老的既定目标,而是去开发完全新的目标。理想状态下,这些目标在社会与个人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参见Rosa 2017)

"教育优先于技术"这个座右铭不仅扭曲了这些关系的观察方式,而且扭曲了我们看待关键媒体转型阶段根本变化的方式,这些变化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一个社会问题通过数字文化(参见Stalder 2016),沉浸在“一种新的思维和想象的媒介”(Manovich 2013,第13页) - 其中“学习”和“知识”等术语获得了新的含义。(参见例如Weinberger 2011)。
 
从"教育优先于技术"的角度来看,对于理解数字文化和学习与教学领域中的变化来说,理解一些复杂关系至关重要,而这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不可见的。因此,“学习仍然是学习 - 无论是否为数字化”这个理论(Zierer 2017,第53页)在多个层面上存在问题,它无缝地融入了一个思想体系中,这里“教育优先于技术”的原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结论

那些呼吁“教育优先于技术”的人往往没有认识到技术的本质,忽视了技术对教育学的影响以及媒体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这个原则充其量是个粗浅之见,在最坏的情况下,它构成了理论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不适合在数字化条件下来描述学习与教学 - 更不用说对学习与教学进行分析或设计了 。
 

参考文献: 

Giesecke, Michael: Der Buchdruck in der frühen Neuzeit. Eine historische Fallstudie über die Durchsetzung neuer Informations- und Kommunikationstechnologi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8.

Klafki, Wolfgang (1961): Studien zur Bildungstheorie und Didaktik. Unveränderter Nachdruck der Auflage von 1975. Weinheim und Basel: Beltz 2010.

Manovich, Lev: Software Takes Command. New York/London/Oxford/New Delhi/Sydney: Bloomsbury 2013.

Stalder, Felix: Kultur der Digitalität. Berlin: Suhrkamp 2016

Ong, Walter J. (198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88.

Rosa, Lisa (2017): Lernen im digitalen Zeitalter. Online-Quelle: https://shiftingschool.wordpress.com/2017/11/28/lernen-im-digitalen-zeitalter/ (zuletzt aufgerufen am 20.08.2018)

Weinberger, David: Too big to know.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Zierer, Klaus: Lernen 4.0. Pädagogik vor Technik. Möglichkeiten und Grenzen einer Digitalisierung im Bildungsbereich. Hohengehren: Schneider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