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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胡根迪克撰寫的《時代》書評
爆炸的神經細胞

Der Schriftsteller Thomas Melle
Foto: Dagmar Morath

湯瑪斯·梅勒在《背向世界》一書中講述了他的躁鬱症,小說描述了他破碎的生活,讀起來讓人精疲力竭,是一部文學巨著。

人們很少帶著複雜的羞恥感去閱讀一本書。人們為自己內心的分裂感到羞恥,因為他們覺得自己被打倒在地,被踩在腳下,毛骨悚然又樂此不疲。人們為自己的偷窺欲感到羞恥,又突然感覺自己在上演情緒的主角和煽動情感的節目策劃,不斷地問身邊的所有人過得怎麼樣。人們感到羞恥,還因為他們確定這本書是一部文學巨著,但是可能這根本不是此書的本意,小說可能只是一次自我探索,但不論如何這都是一個悲劇性的真實故事,只屬於作者一人,與讀者無關,也不需要評論家的喝彩。

本書作者是湯瑪斯·梅勒,書名叫做《背向世界》,講述的是一種讀者大概永遠無法完全體會的嚴重衝突和羞恥。這是生於1975年的作者的一部躁鬱症編年史,分為三個躁狂-抑鬱的部分。它講述了人類本有的脆弱,講述了一個人怎樣變得行屍走肉,講述了稍縱即逝的幸福和經久不息的痛苦,講述了“腦子燒壞了的小丑”的歲月──每天像是磨砂玻璃外所見的,每週都仿佛迷宮一般。更糟的是:他就是那個小丑,卻又不是。

這又是一場疾病,這場大病讓梅勒突然有一天就失去了自控能力。他是天賦甚高的獎學金得主,天才作家,著有《病人》(Sickster)和《囊腫》(Raumforderung)等作品,在「哈瑞寶平民窟」度過了滿是煤味的童年歲月,他大腦裡的神經細胞爆炸,自視淪為「世界精神的犧牲品」。他在百貨商場裡突然想買個棒球球棒到柏林市中心去打砸(不過他最後只買了個籃球),他在火車上砸碎窗玻璃,因為他無法承受自己和世界之間的永不停歇的衝突,又在自戀的喜悅中相信已故的文學大師們就站在自己面前。

Berghain夜店裡的畢卡索

他在酒館裡看到福柯,在伍珀塔爾火車站的麥當勞看到湯瑪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有天晚上在Berghain夜店碰上了他深惡痛絕的畢卡索,往對方的褲子上倒了一杯紅酒。他相信他曾經和麥當娜做愛,相信比約克在旁邊的酒吧裡只為他一人唱歌。“我是一部笨拙又傲慢的悲劇”,梅勒寫道。在狂躁和精神異常期間,他面向世界的自我開始膨脹,一切都和他有關,以至於他相信“屋頂上的麻雀的確嘰嘰喳喳地叫著我們的名字”。符號的陰謀:街上川流不息的面孔、網上的文章、新聞、格哈特·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的演說、“9/11”事件、甚至死了的獨裁者——一切都在對他說話,在嘲笑他,一切都是傳遞給他的資訊,為他而生。世界是由震撼性的符號合成的恐怖保證,同時又是仿佛只是為他而建的迪士尼樂園。

梅勒寫到,白晝與黑夜就這樣模糊了界限:奔跑、盜竊、叫喊、咆哮。電視總是開著。他終於進了精神病院,身處自封為“德國國王”和“墮落天使”的人中間,身處一個由目光構成,沒有符號的監獄之中。在那裡,梅勒學生時代學到的任何用諷刺構成的鐵甲和文化理論都幫不到他。在這裡,福柯、德里達,還有哪怕書中反復提到的特倫特·雷澤諾(Trent Reznor)的音樂都幫不了他。在梅勒眼裡,唯一的康復希望就是“流逝的時間”,隨著時間的流逝,他逐漸瞭解到自己身體中肆虐著一場“毀滅性的戰爭”。兩個怪獸的戰爭:狂躁和抑鬱。

接下來是住院、出院、“讓人變胖的藥片”、各種人名:想要留下的人,還有很多再次離去的人。梅勒有次坐在與世隔絕的黑暗中流覽自殺論壇,尋找合適的自殺方式。他很想“離開,但不能搞砸”。他在廁所裡把頭伸進繩圈,想著斯坦姆海姆(Stammheim)和紅軍派(RAF),腦子裡還播放著Abba樂隊的《Fernando》。他體驗瀕死狀態,希望脖子上的痕跡後來不會被治療師看出來。

“脫靶的扭曲”

這種令人備受折磨的自我發掘和見證,讀來也令人備受折磨,也是因為湯瑪斯對病症的描述高度凝練並帶有強烈的自我認識,他稱之為“失敗的成長小說”。他的瘋狂,他的“脫靶的扭曲”在書中從來都不是預言性的、撫慰靈魂的昇華。這本書如此誠懇,如此殘酷,以至於作者與病痛進行的徒勞的抗爭並沒有被表現為英雄的壯舉,也沒有將沉重的生活進行悲慘的、神秘化的加工,而是將它表述為醜惡而孤獨的事件。這本書的極端性和對自己的強硬態度並不是文學上的作態。

梅勒描寫了他在街頭、夜晚、劇院排練、《文化晨間播報》節目和精神病院集體房間裡度過的時而窮困潦倒並成了“笑柄”的破碎日子,句中不僅滿是瘡疤,還常常赤嘴獠牙。他對九十年代的描寫,“臉上閃著放射性光線”的MTV主持人,讓人難以忍受的超市,還有柏林醉酒之人空洞的眼神,都具有德語文學中極為少見的解析銳度。《背向世界》從某種程度上也呈現了九十年代末和千禧年伊始時柏林的浮光掠影。

世界的官僚語言

梅勒描寫他的狂躁期,將語言擴張到了自我認知的極限,試圖重構他的“感官狂熱”和躁狂留下來的記憶漏洞。而本書從這種意義上也可理解為作為記憶的寫作。不過這不是打敗過去性的自傳,而是與作者已經遺忘——這種病帶來的諷刺性的恩惠——而如今不願再遺忘的時光所產生共鳴的寫作。他的語言是暴怒的、受傷的,是惡毒的、易怒的、高漲的,而因此也高度自製。而且人們可以感受到,他的語言似乎是由一種不安所承載著,試圖在文字和修辭中找到立足點,這種不安不僅要將病痛暫時拒之門外,而且也在尋求某種持久的事物,某種在下一秒就能在他腦中爆發的混沌中仍然可以持續有效的事物。

此外,這本書中還有很多不那麼強大的句子,不足以強大到讓自己抗拒孤獨、悲傷、疲憊和破壞性的憤怒:「我坐在那裡,是一個物體。我不再屬於人類,而是成了沒有生命的物體。」在第三次發病臨近尾聲的時候,他沒有住處,沒有銀行帳戶,被債務和檔所包圍,成為了世界和官僚檔所糾纏地物件,他的語言聽起來就像理智對瘋癲所說的一段刺耳的獨白:延期付款的申請、提供服務的合同、案例管理報告、救助申請、費用承擔表格。

固定措施。諸如此類。

梅勒寫到,他想像不出還有比躁鬱症更加令人羞恥的人生,而這本書講述的是羞恥、懊悔以及壓抑所致,居無定所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一個人既不在家中也不在屋外。“這個病奪走了我的家。現在這病就是我的家。”這種病是湯瑪斯·梅勒的人生悲劇。我們在本書中可以讀到他的人生,一個令人精疲力竭的文學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