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洋：于无墙处开窗，于迷惘处举火

按：杨洋自西安至纽约再返上海，从音乐转向纪录片创作，继而创建“纪录公社”，其路径折射出当代文化实践者的一种典型状态：在跨域流动中持续探索创作与公共性的可能。她将多重文化经验转化为切实的行动，直面独立纪录片领域长期存在的能见度不足、支持系统缺失与可持续性难题。她的个人经历在反映出中国90后一代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成长与选择的同时，也折射出独立文化创作在当代社会结构中的现实境遇。这不仅关乎个体如何在变动中安放自身，更叩问着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理想主义者是否、又如何可能通过建设性的实践，在狭缝中打开一片天地。

作者: 杨洋；陈韵

跨越边界的成长轨迹

杨洋出生于1992年的西安。父母在分配的单位相识。她的小学时代在西安一所民办学校度过，当初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颇为有趣：“我妈跑去一看，人家有塑胶跑道，眼睛就亮了，燃起了斗志：我一定要让我的小孩上！”

初中阶段，她开始对国内的教育氛围产生反感。暑期游学经历让她意识到不同教育环境下的差异：“外国小孩可以穿着吊带，吃着甜筒，光着脚在草坪上跑，而我在这儿要天天做卷子。为什么？凭啥？”这种比较在她心中埋下了寻找另一种可能的种子。
高二时，因对国内教育模式的强烈不适应，她主动选择赴美求学。“我一直都喜欢上音乐课和体育课，可这些课不仅少，还总被占，尤其体育课被占让我特别生气。”2009年，她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州Roaring Fork Valley地区的一所高中就读。她形容那三年是“百分百享受每一天”的时光，但也经历了漫长的思乡过程”，这段经历让她更早体会到跨文化语境中的家庭支持与个人独立的平衡。

当被问及是否因缺乏方向而感到焦虑时，她表示：“我没有那么纠结。等要上大学了，我是蛮自然地说我想学音乐和电影。父母也没有任何疑问，他们觉得挺好。”

多元积累与专业转向

杨洋在罗切斯特大学伊斯曼音乐学院主修音乐与艺术史，学习综合式音乐课程。她坦言，大学阶段才是真正爱上学习的开始。“第一次感受到了在知识面前的那种谦卑，它太浩瀚了，太神奇了。我主动抱着书去图书馆，迫不及待预习老师下节课要讲的内容，好开心。”这是一段认真严肃探索的阶段。

大学毕业后，她并未立即投身职场，而是在父亲“人生没有什么是白学的”理念支持下，用一年半时间旅行、学厨、思考未来。她特别提到2016年在美国厨师学校的经历：“跟2016年美国的竞选有关系。竞选期间，美国校园内部的环境非常割裂……他们吵架的时候，我就老在那做饭，等饭好了端桌上，他们就安静了，都开始吃饭。我就隐隐约约把食物神圣化了，觉得它是一种解药。”

另一重要转折点出现在她观看CNN纪录片《未知之旅》（Parts Unknown）之后。影片通过食物透视文化流变的方式深深触动了她：“主要还是波登个人的魅力，透过他，食物作为文化的一个象征，从中能看到世界的很多流变、相互之间的连接，我被震撼到了。”这种体验推动她最终选择纪录片专业。“食物和影像一样，都是一种联结世界的媒介，”她说。

纪录片作为方法与公共实践

2019年，杨洋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纪录片专业毕业。她的毕业作品聚焦巴厘岛一位用垃圾创作艺术的当地人，反思旅游业过度开发与文化保护之间的张力。毕业时，她获得了《国家地理》与BBC联合奖学金，也为她进入环境保护纪录片领域打开大门。“加入了一直心向往之的环境保护大家庭里面，进到一个我想要有所连接、有所建设的世界里。”

然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发打断了她在美国的职业路径。纽约宵禁、社会动荡，加上家人担忧，她于8月返回中国。回国后，她开始酝酿“纪录公社”的构想。“在上海隔离14天。隔离出来没两天就去了苏州的'新鲜提案'真实影像大会。最后一天在提案会结束的宴会上，我有感而发……发现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开源的纪录片平台，是不是做这样一个东西蛮有价值的。”

起初，她仅计划建设一个资源型网站，“只想把我在美国学到的工具以及开源的精神做成一个能用的东西，所以只是想做一个网站而已。”网站内容“基本上就是中文版的各式各样的创作资源，比方说一些拍摄过程中常用的模板，做预算的模板、通告的模板，哪里去找档案素材，哪里有免费的音乐，版权使用需要注意什么，还统计了全世界跟纪录片相关的影展，还建了一个人才库。”

但随着越来越多人关注，她逐渐意识到“单打独斗不够，必须尝试生态性建设”。2021年夏天，她在上海正式组建团队，试图将纪录公社发展为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推动纪录片行业的公共性、知识共享与跨界合作。“我总结我真正要的那个东西就是一个词儿：社会属性。……在开源的精神之下，他们有多少资料可以让这么多人触及得到。但凡一个人对纪录片感兴趣，总有工具可以借到，让他自己来探索。我就想做这方面的生态建设，想服务于这个群体。我希望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去建立合作机制。"

现实困境与精神消耗

但运营过程充满挑战。她指出，当前国内独立纪录片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属性缺失”，即缺乏合法身份与良性循环机制。“大量的片子被看不见，以至于做任何宣传推广，都既没有办法跟公众形成对话，也没有办法从经济上得到循环。”她分析道，“全球的都是。因为引进的手续太昂贵了，受众对这种艺术型的、有思考的独立纪录片的接触那么有限，培养又需要一定的过程，这个成本就是回不来。”

她特别强调这种结构困境对创作者的精神损耗：“它造成的最大问题，从现象上来说，就是精神能量的损耗，因为你得不到有效的循环，就得拿更多的热情去不停地支持着做下去。我觉得三年过后，这种损耗开始显性地进入到我的精神系统、中枢系统里面了。”

在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她更深切体会到个体在系统性力量前的无力感。“这和在纽约当时的体感非常不一样。在纽约，我是去不了很多地方，但是我人身是自由的，我想上街也没人拦我，后果自负而已……在上海完全是被管制。”但也意外感受到本地居民的幽默与反抗力，“我发现上海人有多么能闹，有多么有反抗力，而且很幽默，不惜调侃自己，很有创造力。我很欣赏这里的人”，从而对这座城市产生更深的情感联结。

流动一代的身份与创作

作为频繁跨越中美两国生活的年轻创作者，杨洋对“流动性”有独特体验。“我西安的同学最远散到玻利维亚，在那边作驻地外交参赞。无法想象曾经坐在一个几十平米小教室里的60个人，现在散得全世界各处都是；当我在巴西、阿根廷那种地方跟我的发小相见，那种魔幻感会放大我的思考：究竟是什么让大家想要离开？”

这一代人的迁徙已不同以往：“在那里”有了更丰富的层次。以前'在那里'得应对那个地方的很多具体情况，但现在各种新工具的出现，让一个人在那里、在不在那里、有多在那里、多不在那里，都变成了值得思考的问题。

谈到中国纪录片创作的现状，她指出尽管从业者基数庞大，但仍存在美学差距、思想深度不足与过度内省等问题。“2000年前后，涌现了一批非常有力量的社会议题的片子，他们的政治诉求也都非常明确。到了近几年，会发现一个趋势，影像在私人化，我觉得这还是公共话语被压缩的后续的显性过程。”她分析道，“由于创作者低龄化，影片思想性是变弱了的，我很少看到真正触动我的影片。或许每部影片都可圈可点，但从整体的影像质量来说，它跟它所处的哪怕再小的世界的关联性都有变弱的趋向，过度内省，忽略了对他者和环境关系的一种思考，甚至有点自恋了。”

行动作为回应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杨洋仍相信行动本身的价值。“当我选择记录，我们记录的又是哪里的现实呢？是眼前的、脑海中的、回忆里的，还是感受里的？我也觉得很虚，很玄幻。而人就是需要所谓的抓手，有些人选择抓住一具肉体，有些人选择抓住一份事业，有些人选择抓住一个地方，总归是要抓住一个东西。但我好像已经不相信一个东西会永远在了，都是无常的，竟然只能抓住自己，那我觉得抓住自己的方法只能是行动。”

在这一代中国创作者的成长语境中，关于“勇气”的教育往往强调奋不顾身，却缺乏“用智慧与忍耐赢得胜利”的样本。在我们从小关于勇气的教育和宣传里，都是奋不顾身洒热血才叫勇气。但是对于沉着冷静，用智慧去赢得胜利这种事情，我们从小接触的样本非常有限，见不着，学不来，可能也不被鼓励。

我们今天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带有智慧和忍耐的勇气。不是轰轰烈烈的牺牲，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回归于自己的双手。就像阿庆嫂一样，她才是一个最有勇气的人，无论黑的白的，她能够把这些都看成过客，而不是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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